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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逗笑高雅些,再高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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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逗笑高雅些,再高雅些

 

  

这里要谈的话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一致的说法。喜剧(包括小品)、相声,还有笑话、漫画等,都是它演示的形式,笑星则是它演示的主体。文一点的说法可能是“戏谑”,白一点的说法大约是“逗笑”,或“逗乐”,再白一点,就是让人笑。下面姑且叫它“逗笑”。

逗笑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几乎人人喜欢。相声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苏州评弹也有四门功课:“说噱弹唱”,“噱”就是“逗”。可见逗笑之重要。但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逗人笑,却大有学问。同一句逗笑的话,或同一个逗笑的动作,不同的人反应不一定相同,甲可能笑得前仰后合,乙却毫无反应,丙甚至嗤之以鼻。其间的高下真有天壤之别。

最高档次和最高境界的逗笑,从整体上说,应该是含而不露的,不是一看就笑,一听就笑,而是有一层曲折,需要欣赏者用脑子想一想,通过生活的常理或逻辑推理,或者有某种背景知识,才会发现可笑,甚至越回味越可笑。不动脑子,不推理,或缺乏背景知识,就可能不解其中深意,也就无从笑起。

相应地,可笑的源头应来自表演者所叙述的人或事,而非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或粗俗的言辞。所用语言多是普通生活语言,字面上并不直接可笑,绝对避俗,甚至是高雅的。动作应是端庄大方的,绝对没有媚俗的成分。表演者作为剧中人,因深陷当时情景,无暇顾及笑,或根本笑不出。但越这样,就越让旁观者觉得可笑。

英国式的幽默大体属于这一类。据说,英国幽默并不让人开怀大笑,而只是会心微笑。这应该符合我们上述标准。但是一,大笑也许不算英国式幽默,但肯定可以是高层次逗笑;二,我们见到的英美的笑话、漫画,也并非都那么高雅,常常可见庸俗的斧痕。

在这方面,侯宝林的贡献是伟大的。他是第一个真正达到以上要求的艺术家。我们虽然没能直接到五十年前的天桥去听撂地摊的相声,但我们还是间接听到好些很可能已经被净化的传统相声的录音。二者相比,就可体味到侯大师的儒雅神韵。是他把相声抬进了高雅的艺术殿堂,成为任何层次的人都能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的艺术瑰宝。他的《夜行记》、《醉酒》等作品应成为世界逗笑艺术最高层次的精品。当我们想到他跟其他撂地摊者一样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时,更应该敬佩他的难能可贵。

上海有滑稽,本来应该是跟相声同等地位的大众文艺,但是很不幸,自从相声界出了侯宝林,滑稽就显得俗不可耐,再也无法跟相声相提并论了。我们也为滑稽界未能出一位有远见的改革者而遗撼。

在侯宝林的影响下,这样高层次的逗笑艺术得以发扬。我们确实有一批非常出色的作品,使大家得到很高的艺术享受。除了侯大师外,如马季《打电话》、《一个推销员》、姜昆《虎口遐想》、牛群《威胁》、陈佩斯、朱时茂《吃面条》、黄宏、宋丹丹《超生游击队》、赵丽蓉、侯耀文《英雄母亲的一天》、赵本山、宋丹丹等《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季是对侯宝林的开创有重大发展的,他没有照搬他老师严肃、儒雅的风格,而是始终笑容满面,但这是热情的笑,是完全自然的,而非献媚于观众的嬉皮笑脸。如他在《一个推销员》中的笑,是剧中人自我吹嘘,得意而笑,观众不是跟着他笑,观众笑的正是他的笑。黄宏也有跟他同类的笑。

郭达、朱时茂的方式极具特色,那就是把自己的尴尬展示给观众,以此逗笑。用相声行家的话说是“拿自己开涮”。郭达总是使自己处在尴尬的、哭笑不得的困境,急得双脚跳,由此造成可笑局面。朱时茂则因为老被人撕下故意摆出的矜持面具而令人发笑。这是高层次逗笑方式中重要的一种,值得更多人仿效。

我们看到的取笑对象大多是小人物和日常琐事。这一是因为重大题材难免会出现避忌,不方便随意嘲讽;但重大的人事也确实失之于过份严肃而不易设计出令人开怀畅笑的局面。

不过,涉及严肃主题的作品也非没有。陈佩斯、朱时茂的《王爷与邮差》就从笑声中传递出沉甸甸的屈辱之痛和爱国激情,笑得人泫然涕下!这自然是上乘之作。但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国外流传的黑色幽默可能与此相近,但在中国不很常见。也许不太合中国国情?不过,我认为不妨向这个方向作点努力。

惧内几乎是逗笑的永恒主题,西方如此,中国更甚。中国传统笑话中就有很多是以此为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是男尊女卑,男子压迫女子,丈夫压迫妻子,被看作是当然的,也是女性的悲剧。所以,男怕女,夫怕妻就成为反例,也就成为喜剧。其后也能隐隐听到争取女权的呼声。在这样沉重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似不能完全否定它。但应该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相反,因为涉及两性关系,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失之于庸俗。

令人失望的是,实际生活中,高层次的逗笑作品太少,充斥眼前、耳畔的是各种各样的庸俗作品。他们让观众笑起来的主要手段是夸张的动作和低俗的言语。最常见的动作如扮怪样、滑一跤、撞墙,更低下的是身上的裤子掉下来。美国动画片(如米老鼠)里常用的手法是撞倒一大摞纸盒子,香港影视片中常见的类似手段是撞翻水果摊。号称“喜剧大师”的卓别林,正是用这类手段的“大师”,我们应该勇敢地把他的光环摘下来。固然他影射了希特勒,应该受到褒扬,但该褒扬的只能是政治态度,而不是艺术成就。他的演技也是一流的、天才的,但其使用的手段却是浅薄的。

潘长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不但能演,还能唱会跳。可惜他没能正确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却求助于上述表面的夸张动作之类,他依赖的主要逗笑手段,包括自己矮小的身材、故意设计的古怪发型,这些都使他难登大雅之堂。可以说,他很像卓别林,像卓别林那样浅薄。

近十来年,中国逗笑舞台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对赵本山的追捧。有人甚至把他放到了中国第一笑星的吓人位置。难道这是应该的吗?

赵本山确实很聪明,很能逗笑,有人说他浑身是笑料。但是,我们看到的他所塑造的是一个跟郭达、朱时茂正好相反的形象:狡诈。郭、朱是让自己钻进困境,从而授人欢笑,赵本山则正相反,是让别人钻进困境,通过捉弄人而让第三者(即观众)嗤笑。赵的这一风格,在早期作品《相亲》中已表露无遗,到《卖拐》中达到登峰造极,以至令人无法容忍。在《卖拐》中,他献给观众的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成为当今社会一大祸害的骗子。赵本山在这里希望于观众的是:对骗子骗术高明的赞赏和对被骗者愚蠢的嘲弄。拿人受骗取乐,这难道是文明社会可以容忍的吗?更可恶的是,赵本山的狡诈是掩盖在“土老帽”的外衣下的。他强调自己来自乡村,用一只皱巴巴的旧军帽来表示他不忘本,而实际上正歪曲了农民形象:处处让人上当吃亏能是农民的特点吗?同郭达、朱时茂式的逗笑相比,一损己,一损人,风格的高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应该承认,“骗”是有逗笑效应的,我们不能禁止逗笑者使用它。但如何运用,却大有不同。陈佩斯在《羊肉串》里是拙劣的行骗,那种自欺欺人的举止,正是令人发笑的源头。他扮演的是失败的行骗者。所以,他警示于人的是不要行骗。但赵本山扮演的都是成功的行骗者,他是向人们炫耀行骗的睿智,以此骗取掌声。所以,他是在鼓励行骗。

实际上,赵的情节安排也不真实。在《相亲》里,女主人公确实是诚实妇女,男子被称为“老蔫儿”,意思也是老实人,女主人公喜欢他的正是这一点。但实际上,那“老蔫儿”处处耍滑头,毫无诚信可言。他的言行正是一个真正诚实的人最看不惯的,怎么能爱上他呢?关于《卖拐》,现在街头的骗子很多,上当者也很多,但是,像《卖拐》这样的骗术却匪夷所思,我们还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听说过。也许,赵会说,他正是通过夸张来取得喜剧效果。问题的关键是,剧终的安排是骗术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的就是正确的。赵本山是无法逃脱“诲骗”的罪责的。

赵本山出色的逗笑才能使他难免也会有一两个好作品。《昨天、今天、明天》应是上乘之作。早期学老太太唱歌也不错。

逗笑艺术深受群众喜爱,特别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人们更渴望从逗笑艺术中获得放松。与此同时,人们对逗笑艺术的要求确实也越来越高,使表演者们难以应付,以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包括把赵本山当成一流笑星这样的误区。

希望有更多逗笑天才参与逗笑艺术的研究和开发,让逗笑高雅些,再高雅些。

 

 

 

2006年春节初稿

20076月改定

 

 

 
  
 
 
 
 

 

让逗笑高雅些,再高雅些

 

  

这里要谈的话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一致的说法。喜剧(包括小品)、相声,还有笑话、漫画等,都是它演示的形式,笑星则是它演示的主体。文一点的说法可能是“戏谑”,白一点的说法大约是“逗笑”,或“逗乐”,再白一点,就是让人笑。下面姑且叫它“逗笑”。

逗笑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几乎人人喜欢。相声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苏州评弹也有四门功课:“说噱弹唱”,“噱”就是“逗”。可见逗笑之重要。但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逗人笑,却大有学问。同一句逗笑的话,或同一个逗笑的动作,不同的人反应不一定相同,甲可能笑得前仰后合,乙却毫无反应,丙甚至嗤之以鼻。其间的高下真有天壤之别。

最高档次和最高境界的逗笑,从整体上说,应该是含而不露的,不是一看就笑,一听就笑,而是有一层曲折,需要欣赏者用脑子想一想,通过生活的常理或逻辑推理,或者有某种背景知识,才会发现可笑,甚至越回味越可笑。不动脑子,不推理,或缺乏背景知识,就可能不解其中深意,也就无从笑起。

相应地,可笑的源头应来自表演者所叙述的人或事,而非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或粗俗的言辞。所用语言多是普通生活语言,字面上并不直接可笑,绝对避俗,甚至是高雅的。动作应是端庄大方的,绝对没有媚俗的成分。表演者作为剧中人,因深陷当时情景,无暇顾及笑,或根本笑不出。但越这样,就越让旁观者觉得可笑。

英国式的幽默大体属于这一类。据说,英国幽默并不让人开怀大笑,而只是会心微笑。这应该符合我们上述标准。但是一,大笑也许不算英国式幽默,但肯定可以是高层次逗笑;二,我们见到的英美的笑话、漫画,也并非都那么高雅,常常可见庸俗的斧痕。

在这方面,侯宝林的贡献是伟大的。他是第一个真正达到以上要求的艺术家。我们虽然没能直接到五十年前的天桥去听撂地摊的相声,但我们还是间接听到好些很可能已经被净化的传统相声的录音。二者相比,就可体味到侯大师的儒雅神韵。是他把相声抬进了高雅的艺术殿堂,成为任何层次的人都能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的艺术瑰宝。他的《夜行记》、《醉酒》等作品应成为世界逗笑艺术最高层次的精品。当我们想到他跟其他撂地摊者一样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时,更应该敬佩他的难能可贵。

上海有滑稽,本来应该是跟相声同等地位的大众文艺,但是很不幸,自从相声界出了侯宝林,滑稽就显得俗不可耐,再也无法跟相声相提并论了。我们也为滑稽界未能出一位有远见的改革者而遗撼。

在侯宝林的影响下,这样高层次的逗笑艺术得以发扬。我们确实有一批非常出色的作品,使大家得到很高的艺术享受。除了侯大师外,如马季《打电话》、《一个推销员》、姜昆《虎口遐想》、牛群《威胁》、陈佩斯、朱时茂《吃面条》、黄宏、宋丹丹《超生游击队》、赵丽蓉、侯耀文《英雄母亲的一天》、赵本山、宋丹丹等《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季是对侯宝林的开创有重大发展的,他没有照搬他老师严肃、儒雅的风格,而是始终笑容满面,但这是热情的笑,是完全自然的,而非献媚于观众的嬉皮笑脸。如他在《一个推销员》中的笑,是剧中人自我吹嘘,得意而笑,观众不是跟着他笑,观众笑的正是他的笑。黄宏也有跟他同类的笑。

郭达、朱时茂的方式极具特色,那就是把自己的尴尬展示给观众,以此逗笑。用相声行家的话说是“拿自己开涮”。郭达总是使自己处在尴尬的、哭笑不得的困境,急得双脚跳,由此造成可笑局面。朱时茂则因为老被人撕下故意摆出的矜持面具而令人发笑。这是高层次逗笑方式中重要的一种,值得更多人仿效。

我们看到的取笑对象大多是小人物和日常琐事。这一是因为重大题材难免会出现避忌,不方便随意嘲讽;但重大的人事也确实失之于过份严肃而不易设计出令人开怀畅笑的局面。

不过,涉及严肃主题的作品也非没有。陈佩斯、朱时茂的《王爷与邮差》就从笑声中传递出沉甸甸的屈辱之痛和爱国激情,笑得人泫然涕下!这自然是上乘之作。但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国外流传的黑色幽默可能与此相近,但在中国不很常见。也许不太合中国国情?不过,我认为不妨向这个方向作点努力。

惧内几乎是逗笑的永恒主题,西方如此,中国更甚。中国传统笑话中就有很多是以此为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是男尊女卑,男子压迫女子,丈夫压迫妻子,被看作是当然的,也是女性的悲剧。所以,男怕女,夫怕妻就成为反例,也就成为喜剧。其后也能隐隐听到争取女权的呼声。在这样沉重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似不能完全否定它。但应该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相反,因为涉及两性关系,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失之于庸俗。

令人失望的是,实际生活中,高层次的逗笑作品太少,充斥眼前、耳畔的是各种各样的庸俗作品。他们让观众笑起来的主要手段是夸张的动作和低俗的言语。最常见的动作如扮怪样、滑一跤、撞墙,更低下的是身上的裤子掉下来。美国动画片(如米老鼠)里常用的手法是撞倒一大摞纸盒子,香港影视片中常见的类似手段是撞翻水果摊。号称“喜剧大师”的卓别林,正是用这类手段的“大师”,我们应该勇敢地把他的光环摘下来。固然他影射了希特勒,应该受到褒扬,但该褒扬的只能是政治态度,而不是艺术成就。他的演技也是一流的、天才的,但其使用的手段却是浅薄的。

潘长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不但能演,还能唱会跳。可惜他没能正确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却求助于上述表面的夸张动作之类,他依赖的主要逗笑手段,包括自己矮小的身材、故意设计的古怪发型,这些都使他难登大雅之堂。可以说,他很像卓别林,像卓别林那样浅薄。

近十来年,中国逗笑舞台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对赵本山的追捧。有人甚至把他放到了中国第一笑星的吓人位置。难道这是应该的吗?

赵本山确实很聪明,很能逗笑,有人说他浑身是笑料。但是,我们看到的他所塑造的是一个跟郭达、朱时茂正好相反的形象:狡诈。郭、朱是让自己钻进困境,从而授人欢笑,赵本山则正相反,是让别人钻进困境,通过捉弄人而让第三者(即观众)嗤笑。赵的这一风格,在早期作品《相亲》中已表露无遗,到《卖拐》中达到登峰造极,以至令人无法容忍。在《卖拐》中,他献给观众的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成为当今社会一大祸害的骗子。赵本山在这里希望于观众的是:对骗子骗术高明的赞赏和对被骗者愚蠢的嘲弄。拿人受骗取乐,这难道是文明社会可以容忍的吗?更可恶的是,赵本山的狡诈是掩盖在“土老帽”的外衣下的。他强调自己来自乡村,用一只皱巴巴的旧军帽来表示他不忘本,而实际上正歪曲了农民形象:处处让人上当吃亏能是农民的特点吗?同郭达、朱时茂式的逗笑相比,一损己,一损人,风格的高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应该承认,“骗”是有逗笑效应的,我们不能禁止逗笑者使用它。但如何运用,却大有不同。陈佩斯在《羊肉串》里是拙劣的行骗,那种自欺欺人的举止,正是令人发笑的源头。他扮演的是失败的行骗者。所以,他警示于人的是不要行骗。但赵本山扮演的都是成功的行骗者,他是向人们炫耀行骗的睿智,以此骗取掌声。所以,他是在鼓励行骗。

实际上,赵的情节安排也不真实。在《相亲》里,女主人公确实是诚实妇女,男子被称为“老蔫儿”,意思也是老实人,女主人公喜欢他的正是这一点。但实际上,那“老蔫儿”处处耍滑头,毫无诚信可言。他的言行正是一个真正诚实的人最看不惯的,怎么能爱上他呢?关于《卖拐》,现在街头的骗子很多,上当者也很多,但是,像《卖拐》这样的骗术却匪夷所思,我们还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听说过。也许,赵会说,他正是通过夸张来取得喜剧效果。问题的关键是,剧终的安排是骗术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的就是正确的。赵本山是无法逃脱“诲骗”的罪责的。

赵本山出色的逗笑才能使他难免也会有一两个好作品。《昨天、今天、明天》应是上乘之作。早期学老太太唱歌也不错。

逗笑艺术深受群众喜爱,特别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人们更渴望从逗笑艺术中获得放松。与此同时,人们对逗笑艺术的要求确实也越来越高,使表演者们难以应付,以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包括把赵本山当成一流笑星这样的误区。

希望有更多逗笑天才参与逗笑艺术的研究和开发,让逗笑高雅些,再高雅些。

 

 

 

2006年春节初稿

20076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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