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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房间——迷梦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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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房间

 

   

 

 

苏州当代作家陆文夫有一篇著名小说《美食家》(“美食家”这一说法是作者杜撰的,作者在小说中说到,没有现成的合适词语形容主人公朱自冶,只得杜撰一个新说法。其实,像朱自冶这样的人,在苏州是有说法的,叫做“吃客”。不知是因为作者不是苏州人,还不了解;还是因为这一说法太俗,不宜用作小说标题?),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苏州的食文化。中国本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在富庶的江南天堂苏州,食文化当然发达。

可惜我家太穷了。实际上,在那个人人平等的时代,不能充分享受食文化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在这方面,我是难做地道的苏州人的。我说不出像《美食家》中所说的“南瓜盅”之类高级菜肴。只能就我所见的有关吃的事,说一点儿。

曾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说到在阳澄湖捕鱼捉蟹。阳澄湖在常熟和苏州之间。苏州人都知道大闸蟹是阳澄湖的最好。“大闸蟹”的“闸”让人费解。苏州人把在水中熬煮叫“闸”。但螃蟹应该清蒸,放在水中煮,就美味全失了。“闸”还是不能解释为何字。

现在由于污染而货源贫乏,又因为生活提高而需求增加,螃蟹的价格升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但我幼时倒不很贵,至少我家还吃得起。

苏州人说“九雌十雄”。农历九月母的成熟,最好吃,十月公的成熟。大闸蟹的大小应接近人的巴掌(不包括腿),太小的是不好吃的,只配烧“面拖蟹”,做法是把蟹切成两半,蘸了面粉和作料,在油里炸。这是胡乱吃法,上不得酒席。正规的做法是,先将螃蟹用竹帚刷净,捆住腿,放在蒸架上,加姜葱料酒,清蒸。吃时要准备好姜丝(姜是必备的,以便去寒)、酱油、醋、糖等作料,将蟹腿掰下,扳开蟹斗。蟹斗就像一只小碟子,作料就放在里头。

蟹身背後有一块脐。从此可辨公母,公的是尖脐,母的是团脐。明清苏州白话小说里有把女人称作“团脐”,当然这是一种侮辱性的说法。

先吃蟹黄,然後把蟹身从中切开,两旁白色一条条的东西据说吃了生寒,要剔去。然後每一半再从横剖面剖开,用蟹腿上的尖钩细细地剔出肉,放在蟹斗里,蘸着吃。我们小孩子常常把全部肉剔出在蟹斗,在辛苦劳动後,一次享受。蟹腿也可一一咬开或剪开,剔出肉来吃。

吃,也要如此精工细作,大约只有苏州人才如此。实际上,动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送入嘴里则是整个享受过程的高潮。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吃螃蟹的。据说当年西哈努克亲王来苏州,招待他的螃蟹,是用蟹肉做成的一只只螃蟹,以至让那位当过国王的也爱不忍吃!

说到这里,还没有说完。父亲说,古人有“持螯对菊”之说,是最风雅的。螃蟹和菊花正在同一季节。父亲的话使我十分向往拿着螃蟹的大钳,边欣赏菊花,边吟诗,确实十足风雅。不过,这只是想象,从未实行过。真实行过的,是将两只蟹的大钳(即“螯”)贴在墙上,做成一只蝴蝶。以後我到贵州工作,母亲总叫我在吃蟹季节回家探亲,並以大闸蟹招待我,我吃後仍做过这样的蝴蝶,贴在墙上,母亲从不动它。直至母亲去世,回家处理遗产,蝴蝶仍在墙上。

 

初中时期有三兄弟,我的两个把兄,大哥孙以济跟我一起升入本校高中,还是同班;二哥黄庆胜则没有考高中,考入了苏州建筑技校。但跟空间距离相反,我跟他们的友谊却是跟黄庆胜更近,跟孙以济更远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时代的胡闹自然地停止了。这毕竟也不符合我固有的性格。我的追慕从武的转向文的,从行侠仗义的英雄转向文采风流的才子,从浅薄转向深沉。我跟孙以济在实际利害上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是他好像没有我出现的这种变化,我们的关注点开始不同,共同语言也就自然地减少,而与此同时,倒发现黄庆胜跟我的共性越来越多。共同的追求使已不同学的我们俩越来越接近。

郁达夫是庆胜的推崇者。他的《采石矶》尤其受到赞赏,小说的主人公黄仲则其实是作者自况。庆胜赞赏的正是黄仲则即郁达夫的才华和傲骨。

黄仲则名景仁,清乾隆时期诗人,江苏常州人,一生贫病潦倒,只活了三十五岁就客死他乡。但他才华横溢,傲骨铮铮,他短促的一生如灿烂的流星划过长空,令眼前的人们为之惊醒。他那苏世独立的性格不能为常人所容,所幸有一位安徽学政朱筠慧眼识英,请他去当幕僚,有一次,朱筠在传说李白醉後捉月殒身的采石矶畔太白楼雅集,李白正是黄仲则最仰慕的人,兴之所至,高吟《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举席为之震惊,其好友、齐名的诗人、学者洪亮吉称“一日纸贵焉”。可说是王勃滕王阁作赋的重现。《采石矶》所记主要就是这个故事。

除了那首著名的《太白楼醉中作歌》的全文外,小说还转录了不少黄仲则的其它诗作,大约都是郁达夫自己最欣赏的,其中如: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

极尽凄怆悱恻、低回掩抑之情。

呜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人生百年要行乐,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语斜阳,死当埋我兹山麓。

这是黄仲则对李白的高度仰慕,哀李白,其实也是哀自己,再其实也是郁达夫在自哀。

这样的情感,感染了少年的黄庆胜,再接着也感染了我。黄仲则的其它诗也让我深为感动:

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最後一句我最有同感。凡实用的我都没有兴趣,凡我有兴趣的都不实用,越不实用越有兴趣。我从小如此,至今如此,一生如此。扔了金融那个金饭碗,去捧语言学这个破饭碗。我这个书生不是“百无一用”是什么?当然,时代不同,我的运气好多了。但同黄仲则、郁达夫的心灵深处始终是相通的。

这时的我,看小说,不追求单纯的情节离奇曲折,而是有更深刻精神内涵的所谓纯文学类作品,並且也不止于小说,其它各类作品全都涉猎。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老舍,以及其他不同声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都看过。

人的大脑实在是一个最复杂的混合体,任何简单化的判断十有八九是不符合实际的。一方面,革命作家的思想始终是全社会的主流,也很难不成为我的思想的主流,最受推崇的《狂人日记》、《子夜》、《包身工》、《多收了三五斗》等,以及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出现的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小说,还有建国後的《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等等,都在我年轻的心灵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另一方面,不那么红的,甚至灰色的,只要是我能见到的作品,都可能按我的口味,不同程度地接纳。这包括五四以後的,也包括五四以前的,古代的。中国几千年无限丰富的文学遗产,都在我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跟郁达夫同为创造社健将的郭沫若也为庆胜和我所特别关注。首先是郭沫若的博学把我们镇住了。这是最让好学的年轻人崇拜的。郭沫若的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我都读过(除了对管子的考证之类,实在太乏味,没怎么看)。但是,在佩服的同时,我们也会思考。同郁达夫相比,虽然同样才华横溢,气节却差得太多。当我们看到他的《女神》,那样的热情奔放,毫无羁畔,彻底冲破了封建樊笼,俨然是五四时期最勇猛的闯将。他对蒋介石好像也很有点傲骨,讥之为“最高”。但後来就差点劲了,在最吃紧的关头,突然溜到日本,六根清净地做他的学问去了,而且身旁还有一位温柔的日本女子安娜陪侍。做学问其实是我辈最尊崇的选择,如果他从来都只对甲骨有兴趣,探索中国青铜时代的奥秘,我们一定找不出什么可指摘之处。问题是,这位郭老(自称老郭)的政治热情未免太高,不但在早期,而且在日本隐居回国後。而到了建国以後,高官厚禄,就更不堪言了。他晚年曾有“名言”,说自己的作品全都可以烧掉。诚然斯言也!不过,我们还手下留情,认为此话只适用于四九年後。

当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一切拘谨都放开了,旧的规矩正被打破,新的规矩还没建起来,这时,有能力的人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到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来任情地表演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看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交时期,三国时期,隋唐之交时期,元末明初时期,等等,无不如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更是如此。一方面是惨烈的战争和杀戮,千百万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恰恰又英雄辈出,大师蜂起。他们一个个如高山耸立,令我们後辈抬头仰慕,只恨自己天生鲁钝,永不可企及。其实,哪里会这一时期出生的人遗传因子就特别高质量?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在总体上崇敬这大批英才的同时,我会有个人特别的嗜好。一个不排在前列的才子受到我特殊的喜爱和仰慕:苏曼殊。

苏曼殊生于清末,广东香山人,母亲是日本人。幼年身世飘零而又奇特,有机会在香港学英文,倚仗过人天资,中外兼通。可惜因为没有一个温暖的家,竟削发为僧,却又不守戒律,喝酒吃肉,浅斟低唱。入空门後又学通梵文。生当乱世,忽而追随孙中山反清讨袁,慷慨革命,忽而又放浪不羁,浅酌低唱。跟郁达夫一样,他的绝代才华和诗人气质令我仰慕。他主要写小说和诗,我更喜欢他的诗。他用四言古体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如《赞大海》、《去国行》,古奥隽永,别有韵味。但最令我向往和心醉的是这首诗: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芒鞋破钵的年轻僧人,在东邻异国飘泊,举目无亲,虽有樱花掩映,箫声呜咽,却更增去国之痛,无人相知。

苏曼殊最後死于过份贪嘴。肠疾剧甚,却仍暴饮暴食,难免一死。终年仅三十四岁。

金彬辉是我高中同学,並未在初中同学。照例,他和庆胜不认识。但因为高中(3)班里原初中(7)班的同学太多。庆胜常来玩,也就认识了非(7)班的同学。不但如此,他和彬辉还成了好朋友。我跟彬辉的接近,反倒是庆胜撮合的。

彬辉天资很高,成绩出色。他更突出的特点是画画,是个更醉心艺术的人。他师从苏州著名国画家吴似兰,似兰先生擅长花鸟工笔。彬辉为人精细工巧,谈吐也轻声软语,画工笔真合适不过。他的字也十分娟秀,一笔不苟。作文总以描写见长。印章是国画不可少的一部分。彬辉也习篆刻。在这一点我们有同好。不过,他印如其画,印如其人,优美飘逸的铁线篆是他所长。相比而言,我就比他粗犷得多了。

也许太聪明,还有点清高,一般同学觉得他骄傲,不好接近。我跟他则在艺术爱好上有共同语言。我曾跟他去吴似兰先生家拜访,还靠他联络,一起去拜访了著名作家周瘦鹃。周瘦鹃是三十年代沪上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人物。建国後,他在苏州主要经营园艺,蔚然成家。他住苏州花驳岸,有小园名“紫罗小筑”。面积不大,但满园春色,花卉盆景,琳琅满目,巧夺天工。多年来,吸引了众多贵宾,几乎成为园林之外的苏州又一景。可惜此老未能挺过“文革”大劫,衔冤而去。我有幸拜访,弥足珍贵。

很清楚,我们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浸润,又带着浓厚的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特色。但是,相比之下,庆胜和我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彬辉更加纯艺术一些,他几乎从不谈国事。

高中同学中,也还有“洋派”,除了前面说到的拉小提琴的潘裕博可算是一位外,还有只看外国小说,不看本国文学的方力生、蔡稚纹。记得他们最喜爱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等。按当时的主流思潮,苏、俄作家最被推崇的是高尔基,其次是托尔斯泰(两个)、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颓废主义,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阴暗、沉重,甚至变态,更多受到的是批评。方、蔡二位也确实受到严重影响。表面上,虽然也活泼、开朗,並且还常有恋爱的新闻传出来。实际上,却十分消极、低沉。

出于对知识的好奇与追求,我也跟他们接近,跟着他们走近外国小说,满怀新奇去寻找托尔斯泰们和曹雪芹们的不同。我的随和的性格更使我可以走进方、蔡二位的内心深处,了解他们乐观其表,悲观其裏的性格。我甚至企图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对人生更为积极起来。当然,要达到这种目的是困难的。总算不是完全失败的是,我得到了他们的友谊,他们都视我为真诚的朋友,虽然不同道。

中国的文学批评总难免带有太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在那个时代更是如此。文学本是艺术,但当时见到的文学评论文章,有的简直就是谈政治,政治决定一切。这是我非常不满意的,也是我後来再次“走错房间”的主因。

因为从未真正走进文学的房间,我只能是外行,现在更加如此。这里只是胡乱说几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其中有很深刻的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尽管读者可以不同意。但是,由于作品考虑得太深,离开中国的现实太遥远,让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学生去理解它,是太困难了。从这一点说,至少,读他的小说,不免早了点儿。

荣寿燐是我小学同学,到高中又同学。同学九年,他是唯一的一位。並且,正是在高中时期,他父亲跟我父亲也同事。他们都因灰色的政治身份,多年失业在家。大跃进中,成立了一些街道工厂。由居委会领导,工人主要是失业人员,技术和规模都是最低档的。他们好像先在竹器厂,後改为再生毛线加工厂,即将旧毛线切碎後,重新纺成毛线,再织成围巾、手套之类。我们俩的父亲就在此共事,並且关系不错。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我们俩本来就合得来。荣寿燐跟上述这些喜欢艺术的同学完全不同类型。他身上不存在艺术细胞。他也总自承没有金彬辉等聪明。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他的特点:踏实。学习踏实。确实不太有灵气,接受知识不很快,但靠他的踏实,他的成绩也名列前茅。待人处世踏实。毕业时他是班长,他这个班长是完全靠自己的踏实幹出来的,没有丝毫拍马逢迎之嫌。也许是太踏实了,他好像很少想象力,没有业馀爱好,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课内功课的学习。他谦逊,从不说大话,更不说谎。他答应做的事,你可以一百个放心。也因为过于踏实,跟上述那些同学就很难有共同语言。在他们看来,可能荣寿燐是太乏味了,说什么都引不出他的激情。但是,他们作为班上相对落後的分子,很少听到有对这位班长的非议。

跟荣寿燐同类型的同学也还有几位,主要的是第二年考上大学的郭宗俊。他跟我初中也同学,也是同学六年的好朋友。他读的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後来在他的老师葉祥苓先生指导下,写了一篇宜兴方言的论文,倒是跟我殊途同归了。

那么,这两拨大不相同的同学,在我这里,又怎么会统一起来的呢?我虽然比较随和,怕得罪人,但绝没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特异功能。我仔细寻找这两拨同学的共同点,发现就一个字:诚。天分可以不同,爱好可以不同,甚至信仰也可以不同,但诚与非诚却是为人更本质的差别。我跟他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回想当时班上,也有很合不来,几乎从不交往,敬而远之的同学,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不诚。这也可分为看似很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坏学生,骗人,吹牛,做各种越轨的事;另一类则是学校的好学生,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红而不专。班干部中,这样的人总是少不了的,情况还不算很糟的是,也还有荣寿燐、郭宗俊这样的幹部。

突然想到,从这里,好像也可以发现我自己?

 

一九六二年,我高中毕业。做了十二年学生,终于要面临抉择:继续再做学生呢,还是走出学校,跨上社会?

首先是家里不重视,没有人认为这是件重要得需要大家费心费力的事。如果要考虑的话,首选的就是参加工作——家里太需要增加收入了。不过,既然应届毕业生会由学校自然地集体报名参加高考,似也不必放弃机会:说不定真考上了,总还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考不上,肯定不会等一年再考——实在没钱养吃闲饭的人啊!

哥哥向来是最关心家的。那时他已到南京江苏省统计局工作。统计工作需要对居民作家计调查,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收支情况。这是国民经济统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需要雇用一些社会人员协助进行。那年暑假,在高考已经考过,尚未发榜时,哥哥正好从南京回来。他交给我一些家计调查的材料,准备我考不上的话就雇我做家计调查工作。这虽然是临时工,但是,很可以想象,如果做得好(我想这样的工作我应该能做好),短期临时工不排除会成为长期临时工,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哥哥当然会努力寻找机会),真成了统计工作者。那就不会去北京,不会去贵州,不会在银行,不会在高校。啊,“不会……”太多了。不过,最重要的一个不会是:肯定不会以文学为业。

我们这个班,成绩属第一集团的大约有八九个人,其中有几位以数理化见长,对语文没有兴趣,他们的兴趣和志愿肯定是理科。还有几位则没有明显倾向。打出招牌喜欢文科的只有彬辉和我。遗憾地是,高一时,他家中突遭巨变,父亲病故,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他作为长子,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虽然在中断一段学业後继续读完了高中,並且继续名列前茅,但还是主动放弃了高考的机会,在他学画的老师的帮助下,进了吴门画苑。

我呢?有点奇怪,自我标榜喜欢文学,成绩稳居优秀的却不是语文,而是数理化,尤其是数学,始终跟那几位偏爱数理化的同学並驾齐驱。化学也不差,略为逊色的是物理,尤其是电学部分,因为它最接近实用。越实用越不感兴趣,前面已经说过,是我的又一大毛病。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语文反不如数理化这个怪现象。我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学科的不同性质造成的。数理化是自然科学,具有极强的客观性,只要有足够的智力和勤奋,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语文作为人文科学,却有很强的主观性。对同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迥然相反的评价。而一道数学题,即使会有不止一种解法,但对与错是明确的,不存在见仁见智的争议。

总算到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郭宗俊和我得到了全5分的最佳成绩。(不知为什么最后一学期没有发成绩单,以致现在拿不出一个实物来证明我的这一重大辉煌,真是一大憾事啊!)我得老实交代,其中有一个“5”是不实的:体育。我的体育课成绩从来都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晃悠。像体育这样的公共课,老师教的是全校学生,一般来说,只能认识成绩优秀的,但极少数太差的往往也会被记住。鄙人在体育老师那儿就属于後面一类。这样的学生怎么可能得5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怕是有老师主动帮我涂去了这一成绩单上的“污点”。

填高考志愿了。我不记得父亲有过什么意见,只记得班主任耿老师对我的志愿是有建议的,那就是报理科。

回忆数千年中国,都是重文轻理。直到鸦片战争洋人敲开了我们的大门,吃了大亏,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才痛感船坚炮利的重要,也就痛感重文轻理的贻误。从此,重理轻文之风就在中国刮了起来。这股风刮到现在,总有一百年了吧。这几十年,它最集中地反映在管高考的中学教师那儿。有一句在中学普遍流行的俗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中学老师眼里,文科绝对比理科低一等,甚至低几等。凡成绩好的学生,聪明的学生,都应该学理科,谁报了文科,就会说可惜,甚至会尽力动员改过来。反之,凡成绩不理想,特别是智力有限的学生,老师就会说:考个文科吧。

我得告诉读者们,自许涵养不错,很少激动的我,偶然也会动肝火。现在,我就要激动了。

我绝不认为几千年的重文轻理是对的,甚至我也认为我们的多数优秀人才应该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自然科学对人类发展确实太重要了,以致通常说科学,指的就是自然科学。至于人文科学,倒也没有人说可以不需要。严重的问题是在许多人认为不怎么科学,不需要一流的智慧,因此也不需要一流人才去研究。再进一步,认为人文科学工作者,都没有真才实学,有一个词很能概括这一观点:耍嘴皮子的。

我得承认,出现这样严重的误区,其中有较为复杂的原因,政治因素是最重要的一条。从这一点说,或者可以承认出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错毕竟是错。人类的知识,最高一级的划分,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大类。前者的对象是人以外的大自然,後者的对象则是人类自己(医学的对象是人,但那是作为生物的人,因此属于自然科学)。二者在性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以致根本不能简单类比。但更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同等重要,作为学问,同等高深。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忽略了自然科学,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又忽略了人文科学,同样会出现严重後果。可怕的是,人们至今仍未觉悟。我们在全国的中学看到,这种现象甚至还愈演愈烈:成绩差的考文,笨的考文,女生考文,体检不合格的考文。总之,次等的考文!一个最清楚地摆在眼前的後果是:现在大学文科学生快成清一色的女生了。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文科的轻视和对女生的轻视相结合。

我实在不敢想象,若干年後,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都将由次等人去治理,这将会是什么结果!人们偏见之甚,何至于此!

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本人不得不严正声明:我选择文科完全是出于我的爱好和自愿。我不是被迫考文的次等人士,倒是耿老师为我没选理科而大呼可惜。在我看来,X+YC6H6之类,只要愿意学,又何足道哉!

说到这里,矛盾还没说完。可别忘了本文的大标题:走错房间。我的第一次走错就要开始了。

除了不选理科这一方针已定外,我还有一个既定方针:不选师范。

不喜欢当老师,我不记得何时形成这个性格,但肯定十分坚决,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犹然。

对此,我也有看法。人求知为什么?是为人自身生存,也为社会发展。教育为什么?为下一代的求知,它只是为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恐怕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只是人求知目的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人学了知识都去当老师,教下一代,下一代再教下下一代,这就陷入了循环论:求知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当然,由于中国的文盲太多,教育的任务相对较重,师范的比例也不得不大些,但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这个比例应该逐渐归于正常。在正常情况下,大约只要一小部分喜欢当老师的人去读师范就足够了。我这个不喜欢当老师的何必挤进去受罪呢?

可悲的是,将近二十年後,我还是落进了学校,终未逃脱当老师的厄运!这也跟中国文科太无地位,就业面太窄有关哪。

回头再说我的困难的报考。我面对的局面是,有文科的院校主要是师范,相应地,非师范绝大部分是工科院校。这样,可报考的学校就变得很少。当时规定,报考志愿可填两张志愿表,第一张志愿表是重点院校,第二张志愿表是非重点院校。对我来说,第一张表可填的是重点综合性大学,填在第一位的自然是北京大学。第二张表就困难了,几乎全是师范院校。在寥寥无几的非师范院校中,我选中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其实,此前“财政金融”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生活。如果说,对它多少有点感觉的话,那就是铜臭,是《世说新语》王衍所说的“阿堵物”!我只是因为“中央”二字好听,却没好好想过以后会学什么,做什么。

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下面,我填的专业是财政,那完全是随手写的。财金学院当然不会有中文专业。但是,在北京大学下面,我也没填中文,而是填的西方语言文学。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一条:文学家是不能从大学培养的。须知,我感兴趣的文学是文学创作,不是文学评论。我是喜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评论家们动嘴不动手,那不是我的风格。另一方面,我对英语始终有浓厚兴趣,特别是希望获得一双观照外部世界的慧眼。不过,这也能让人隐隐地感到我其实在当年就有对语言的兴趣,尽管那时自己也没察觉。

每张表都可以填几所学校,但实际上,後头的学校都不起多少作用,特别是第一张表。第一张表第一个学校没录取,一下子就跳到了第二张表。事实也是如此:我录取了第二张表的第一志愿。

现在又得解释我为什么没考上北京大学了。解释总是困难的。其实这只是假设,我自己也不能全信。读者君信不信更只能请便了。

还得老老实实承认,躲不过的第一个原因是考得不够好。然后才能说其它原因。

这是在我入学以後才逐渐发现的。当时中财这一届对四个省市招生:北京、河北、上海、江苏。让人惊奇的是,四个省市学生的成绩有明显差距,成绩好的几乎全集中在江苏!最差的是北京。我们班有一位近乎白痴的同学,他哥哥是北京市某区领导。拿大学我这个班跟高中的班作综合比较,很难说哪个成绩更好。有一点倒可以肯定,中学班上最差的同学还不至于到白痴的程度。但是,可悲的是,我中学的班上,当年仅考取了两人,第二年考取一人,总共才三人!这样的不公平实在太过分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清楚的,主要就是不同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同(政治也是一个因素)。这种情况几十年一贯,现在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像很少为人注意的是,由此引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在同一所高校的同一个班上,各地学生的成绩不平衡。那些考大学最容易的省市,包括高校最集中的北京、上海,以及最落後的边疆省区的学生,成绩最差。而教育水平很高,录取分数线也高的省,像江苏省,其学生在班上就成了佼佼者。这或许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无法抹去的补偿吧?

由此,我就可以大胆推测,如果我在北京、上海,我录取的学校档次应该更高一些。

再有一点是政治方面的。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曾在国民党法院做事。这一灰黑色的历史始终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亏得他没当上什么官儿,不至于有太大罪恶。但可能他早期的态度不好,也可能还有什么无法弄清楚的原因,大约在五十年代後期,被戴上了五类(也可能是四类)分子的帽子。也可能就在其後,父亲越来越老实,认识越来越进步,终于在六二年初摘了帽子。在我考上大学後,父亲说,如果不摘帽子,我是不可能被录取的。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我相信是这样。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想也都会同意。尽管对现时代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也就可以联想,虽然父亲摘帽抹去了我的黑色的政治色彩,但是离开那位北京某区领导的弟弟的红色还差得远,北京的红色白痴能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如果我也是红的,也在北京,会进什么学校呢?答案还是请大家想吧。

想象太多了,多而无用,还是回到现实来吧。跟我的众多中学同学相比,毕竟我还是幸运的。这关键的一步,确定了我此後的命运,尽管这其实是我走错房间的第一步。

在我离开家乡前的一两年,可能因为政治上的不断进步,父亲对我的“名士派”十分不满。他也不见得不知道我这“名士派”是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不可原谅的是,五十多岁的父亲都已经醒悟,痛感已往之误入歧途,不到二十岁的儿子怎么还执迷不悟?这样下去,能有前途吗?所以,他对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听之任之而已。

哪知道,“一粒骰子掷七点”(苏州俗谚,喻意外之极也),居然给我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在北京!

几乎不用翻当年日记,就清楚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的情景。

高考过后,一个漫长而酷热的暑假(其实,考不上的话,这已不是暑假,而是不再开学的无限期的“长假”了),那么无聊而难耐。到八月下旬临近发榜时,日子就更一天比一天难熬了。同学们不断串联,扳着指头计算录取通知书应该光临的日子,但是,无情的通知书仍然音信杳然。再望後,终于听说了别的班开始有人拿到通知书,但我们班还是寂静无声。班长荣寿燐是最关切的,每天都跟我们第一集团的几个联系,希望有一点佳音送来。

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九月一日开学只有六天了,拿到通知书的人早在准备报到了,我们班却仍然一片沉寂,还能有希望吗?上午,同庆胜到文化馆看书,下午,百无聊赖,在家抄写《素心兰》。这是一九四八年前后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衣主编的《春秋》杂志中的一篇短篇小说,作者是写《荒江女侠》的顾明道,文章用文言写成。故事发生在无锡的五里湖畔,写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偶然失足落水,被隐居此间的父女二人救起,一问之下,才知隐居的老者就是年轻人的父执。随即住下来,並且演出了一场才子佳人的喜剧。故事不算新鲜,吸引我的是优美的文笔,及其烘托出的出尘绝世的气氛,令我十分神往,爱不释手,因而把它抄了下来。其间也不无厌倦现实过于竞争困苦之意啊。

文章较长,还没等抄完,四点,录取通知书竟飘然自天而降。顷刻之间,把我的生活彻底翻了个个儿!

通知规定,本月内报到。当时从苏州到北京坐火车要两天左右,总共只有两三天的准备时间。而我从精神到物质的准备全是零!

立刻,我就从极端的无聊跳到极端的忙碌。第一是到父亲的厂里报信。马上面临的麻烦是没有钱。父亲次日请假,为我到处筹钱,母亲则在家里准备,找出两个旧箱子放行李。我一一跟老师、同学联系,知道一班的金建栋也被中财录取,知道自己班只有李荣山录取了南京化工学院。在经过极度紧张的准备後,金建栋和我在二十九日凌晨启程了。

二十八日晚九点半,母亲送到门口,父亲陪我出门(那时姐姐已跟随姐夫到南京航空学院工作)。三个同学,黄庆胜、金彬辉、严达成相送,走到半路,堂兄武贻在後匆匆赶来,一起送上火车。金建栋则在车站会面。

当我匆忙挤上无立足之地的车厢,火车缓缓开行,看着父亲他们在车下向我挥手时,我也举起手来,心中怀着的是兴奋、惜别,还揣揣不安……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味儿。此情此景,宛在眼前。

记得幼时因为从未去过外地,从未坐过火车,近在咫尺的十里洋场上海也不知什么样子。曾问父亲,我什么时候能到外面去看看?父亲回答,以後有的是机会。我怕他也並无先见之明,这回答也不过是应付而已。他怎能料到这个不“出趟”的小儿子一走就走出几千里去,几十年不能回来。也从此只同他会面过短短几天,便成永诀!

父亲毕竟是看重读书的。他从此对我刮目相看,说我是中了状元。但他的期待只维持了四年,最後也没能尝到小儿子的有出息是什么滋味儿。

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苦熬了十二小时後才到达南京。哥哥在车站等候,叫我立即下车。哥哥、姐姐为我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品,第三天晨哥哥送我,摆渡到长江北的浦口(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重新上车,又颠簸了二十四小时後,九月一日晨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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