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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房间——脱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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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房间

 

   

 

 

一九五八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苏州市第二中学。当时苏州的中学不多,初高中齐全的约五六所,包括二中。还有五六所初级中学,一所高级中学。有名望的是四中和五中,那是以前的教会学校。二中成立于解放後,资历浅,质量顶多算中等。我说不上为什么会考上二中,也不记得有没有填志愿。也许是按地段划分,统一分配吧。当时升学的过程很简单,考完了就在家等,不用家长奔走,我的家长也奔走不了。好像也没听说谁走了後门,一切听从党安排,省事。

二中在金太史场,到市中心观前街不用十分钟。我上学则要进胥门城,过道前街、养育巷,向东拐进长春巷,将近半小时才到。如果穿小巷,走快些,二十分钟也能到。

二中学生散布全市。像我那么远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骑车。我们班有近十来人住在胥门,只有一位有自行车。我天天跋涉,从来没想到过以车代步。

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但时间就比较紧张。我多数日子中午都不回家,用饭盒带饭。到校後,先把饭盒放到食堂门口的大蒸笼里,中午就能吃到热饭。後来又改为带生米在学校蒸,或者在食堂买米。至于菜,开始都是自带。当然不会常有肉,有肉也只是略有几条肉丝。有时带一块榨菜,那是我最喜欢的佳肴。至今还记得清那干巴巴的米饭加榨菜的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奇怪的是,现在也拿榨菜就饭,却吃不出如此美味来!

带饭的同学都坐在一起吃。第一次跟外人在一起进餐,才发现各人吃饭的习惯也有那么多差别。最突出的' ;&,"vIE' ;&,"慢,或者说在我眼里,有的人吃得奇快。一般来说,我还没吃完三分之一,吃得最快的人就已经盒底朝天了。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们的饭是如何倒进喉咙的!还有一位的习惯也让我想不通:他总是先把菜吃完,然後吃白饭。而我一定要饭菜共进,光吃饭淡而无味,难以下咽;光吃菜也不免太咸。

有时,我不带饭,去面馆吃面。出校门往东,紧接金太史场的是嘉裕坊,不到十分钟,就到了苏州城的南北干线人民路,拐弯走二十米,就是苏州著名的面馆朱鸿兴。这是一家百年老店,只卖面食,包括各色面条包子,面条有大肉面、虾仁面、鳝糊面等十多种。不过,我对这些花色是不敢问津的。我身上只有一毛五分钱,一碗阳春面一毛,一个肉包子五分。这对我真是一顿美餐,不但包子里的一大块肉是难得的享受,那没有菜肴佐餐的阳春面也特别鲜美。苏州面馆卖的面条比粮店的生面条细,面汤也有一种家庭做不出的特殊风味。而我恰恰最中意这风味。记得当年端坐店内,一碗面条端上来,上边的面条一条条理得整整齐齐的,用筷子插进去一挑,一阵葱香直扑鼻子,立刻满口生津。急急地搅过几下後,送进嘴里,口水几乎同时要滴进碗去!在久客他乡的漫长岁月中,阳春面也是我思念的故乡风物之一。每当回苏,总要去面馆重温一下这记忆中的美味。可惜以後尝到的阳春面比起当年朱鸿兴的面条总要差一点,即使同是朱鸿兴,似也今不如昔了。不知是面条变了,还是我变了?

离学校不远,金太史场西头向南拐,有并排紧挨着的三条小巷,西边是道堂巷,东边是豆粉园,中间的叫不上名字,当时是一条泥路,没有铺石子。这条于交通不利的小路却成了我们学生的乐园。下午放学回家,常常在那儿打弹子(即玻璃球)。几十年不练,现已久疏于此道了。但还记得其规则是在泥地上挖三个相距各二、三米的小坑,以第一坑的附近为起点,依次对着前面的坑打弹子,一次进坑就得分,如能打中别人的弹子,也能中彩。这使我想起西方的高尔夫球,好像有点不约而同?可惜必须爬在泥地上玩儿,不免欠缺些绅士风度,不过对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绅士风度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赢,四脚着地,膝盖和胳膊肘跟大地亲吻都是在所不惜的。从事这种游戏最热心的伙伴是姚达人,尖鼻子是他的特点,个子比我大,他是玩儿此道的一把好手。不过,我好像也不太差,还是可以跟他一角低昂的。

养育巷是城内的一条主要街道。苏州城的不少地名都被人“读别”,即读走了音。把本来不大为老百姓所理解的地名读成音近的一个口语常用词,例如“游马坡巷”说成“油抹布巷”,“马医科”说成“蚂米(即蚂蚁)窠”,“养育巷”则被说成“羊肉巷”。北京的胡同名也有很多讹称,不过,北京好像相反,是把俗名讹为雅名,老舍的故居,出现在《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就被改称为小杨家胡同。我刚上中学时,养育巷还是一条石板巷,一条条近两米长的石板排列成一条窄窄的石板路,石板路跟房子之间有一片不太陡,也不太窄的斜坡。所以这条街道其实在苏州还是算宽的,但宽得不实用。石板街行车固然不便,充任人行道的斜坡走人也是别扭的。

大约在我念初二时期,养育巷进行彻底改造。据说,为了不破坏苏州的古城风貌,多年来有意不建柏油马路。养育巷是全市第一条现代的非石子路。我上学天天可以走过养育巷,年轻人又不怕麻烦,宁愿高高低低、曲曲折折地走。它的改建可以说是在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先是把石板撬去,两旁的斜坡都挖开,地下铺设下水道,然後将泥土填平,上面铺一层石子,再用压路机压实,最後才铺上沥青路面。一条宽敞、平坦的大街就纵贯在苏州城西半部。这在当时满是石子路的苏州是非常突出的。

在我的记忆中,中学给我的新鲜感好像不很强烈,所不同的只是换了一个学习场所。在学校里,我从大哥哥变成了小弟弟。老师换了陌生面孔,但一样是老师。学习的课程多了,初一的代数、植物,是以前没有的。但是,他们并不繁难,跟小学一样,中学的学习,我同样没有过吃力的记忆。一切都顺理成章,应付自如。

当时的学生远没有现在那么紧张,学校固然有种种规矩,但这不仅对学生,也对校方自己,规矩以外的“苛捐杂税”是没有的。家长更是随便,大多只是一般性的教导:要好好学。却并无惶恐感,并不事事抓住不放。加上知识能力的增长,我就有更多的条件去从事课外的活动了。

我的课外活动,主要还是看书,中学的图书馆对我敞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的阅读不再限于三国水浒了。我开始阅读各种书籍,还是以小说为主。陆陆续续地,读了许多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小说。其他著作也读:古诗、新诗、散文、游记,以至历史、哲学,半懂不懂的,都要翻翻,解放後专为少年写的作品也看,《少年文艺》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中学生刊物。外国小说看得还不多,大多限于苏联东欧的青少年读物,《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形形色色的案件》、《红色保险箱》之类是一般学生都看的,当时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巨匠只是耳闻。

在一种完全自发的情况下,由兴趣驱使,在有意无意间,我闯入了文学的伊甸园中。因为没有任何人作我的向导,我其实只是个偷食禁果者。我从园墙的一处小门踅入。尽管只是园边踯躅,已经是目不暇接、扑朔迷离了。我无知地乱闯,采集到的,也许是珍贵的郁金花、曼陀罗。也许是杂草丛中的喇叭花,甚至瘌痢头花。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周围所见,只有跟我差不多的瞎闯的青年,大家都一样漫无目的。但我确实被这瑰丽无比的文艺之园迷住,我已经乐不思蜀,乐而忘返了。

 

我们这年级有八个班,我在七班。班主任叫孙秀娟,刚从本校高中毕业,留校任教。教我们植物学,她的形象有如她的名字,矮小的个子,戴副眼镜,显得娟秀,脸色永远是红红的,办事认真,对学生说话总按学校的要求,用普通话。不知是学生不太挑皮,还是老师有办法,在她带我们的两年里,似乎还比较顺利。年轻女教师被气哭的情况也有过,但很少。

跟小学相比,初中的老师印象就要深一些,并且似乎也更有特色。

朱季良老师,教语文,大约五十来岁,身体的比例好象不很协调,上身跟下身比显得长,脸跟身子比也显得长,鼻子跟脸比又显得长。鼻子上有一颗肉瘤,更表明了他的出众。天冷时他总是穿中式的棉袄,长长的,占了身体的一大半。上课时喜欢把过长的袖子挽起来。他不会说普通话,说的是苏州附近的地方话,但听起来很清楚。他的话语非常精炼,简直惜话如金,不愿多浪费一个词语,说起来慢条斯理、抑扬顿挫,能抓住人的注意力。在他的课上,很少有人开小差。他的字也如其人,写得慢,用的却常常是正规的草体。一个个瘦瘦的,互不依傍地立在黑板上,大有笔走龙蛇之态。他写自己的“朱”字,总是把第一撇和上面一横连成一笔,然後写一竖,第二横跟最後的一撇一捺又连成一笔,成三曲状。处在爱模仿年龄的我,学会了这新奇的写法,至今依然。

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孔乙己》这一课。他缓慢而清晰地分析了课文的时代背景,深刻地指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然後说:“作者把孔乙己这具尸体,一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抬出来,放在我们面前,无限悲痛地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社会……”说着,他双手渐渐抬起,好像真托着孔乙己,满脸庄严的神色,使整个教室充满肃穆的气氛。大家都静默了。他简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卡拉扬,鲁迅这一作品的深刻社会意义,在这位高超的导演指挥下,已被宣泄无遗。其效果是我们自己阅读永不能获得的。

还有一位语老师,叫余漱石,也有五十来岁。教我们的时间不长,我也仍记得清。瘦而高,真正的弱不禁风。真怕她走在路上被莽撞的学生一碰就倒。讲课比老师更加有腔有调,一板三眼,加上跟苏州话显著不同的无锡腔,听起来像听说书。班上有位同学叫吴应驯。最後一个字,我们都读得跟“训”同音(我还老是联想起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吴有训)。她刚来我班,第一次念到他的名字,把“驯”读如“巡”,“巡”跟“训”在普通话里只有声调不同,在苏州、无锡话里,声调差别倒在其次,迥然不同的是声母。她念第一遍,竟然连吴同学自己也不知道喊谁:他已经习惯于“训”了;念到第二遍,老师的眼光在教室里到处搜索,他才犹豫地站起来。这时就有热心的同学告诉她,我们都叫他吴应“训”。她立即指出,“驯”应读如“巡”,读“训”是错了。当时,就使我肃然起敬,相信她有一肚子好学问。而在差不多二十多年後,我学了音韵学,懂了反切,才确切地知道:她是完全正确的。据《广韵》,“驯”跟“旬循巡”同音,是祥遵切,而“训”是许运切。

王芳禄老师是教几何的。他还年轻,好像还没结婚。也瘦,爱穿小裤腿裤子,皮鞋尖尖的。在当时,这类装束一般是属于阿飞的。老师为人师表也如此打扮,自然很引人注目,也难免招人非议。当他托着大三角板,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课堂时,我总觉得好像是一只跟三角板配套的教学用的大圆规进来了。

年少气盛是他的特点。一旦有谁惹他生了气,他就会当场甩掉粉笔,扭头就走。有一次,记不清是谁顶撞了他,他甚至把讲台也踢倒了。好在尖头皮鞋踢起来不怕脚疼。这样的老师,在事事要循规蹈矩的当时,自然是吃不开的。不过,这不是在学生中。对年轻人来说,吵架生气是稀松平常的。老师自有他的受人欢迎之处。首先,他课讲得好。他的语言也总是简明扼要,不拖泥带水。三角板带来了常常不用。直接用手就能画出很准确的直线来。他常常一进教室就先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三角形,在三个顶点写上ABC,然後转过身来,从容地开讲。在他的讲授下,我觉得几何学得更加轻松,简直不用费什么脑力。

他的字也写得不错,像他的人一样,瘦,但挺拔有力,一笔不苟。他完全没有故意摆出的师道尊严,当他跟同学们说笑时,可以让人忘了他是老师。大跃进时期,师生都参加劳动,在校办工厂做电容器,高潮时还要上夜班。他跟我们在一起大讲鬼故事,有个故事我现在仍记得清。那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人们都兴穿燕尾服。有一次几个贵族青年在一起喝酒吹牛,有一位说,附近某庄园楼上的一个房间,据说有鬼,你们谁敢晚上去那儿,立刻有一位站起来说他敢去。于是大家跟他打赌,当天晚上让他独自去那儿,把房间里的一件古玩取出来拿给大家,就算他赢了。

当晚近十二点,那位大胆的青年去了,可是越走近那座楼房,他的胆子越加缩小,当他走上楼梯时,皮靴每跨一个台阶,心就“咚”地蹦一下,但他想到就这样回去会遭同伴嗤笑,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上走,心里默念着“上帝保佑”,但愿不要有什么鬼神来打扰他,走上楼梯,他蹑手蹑足地朝着楼道那一头那个倒霉的房间走去,借助窗外依稀的月光,他瞪大了双眼盯住房门,生怕房门会自己打开,终于走到门口了,他颤抖着把手放到门拉手上,心中拼命地告诫自己,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就像白天跟大家来过时一样,并且,他知道那件古玩就在房间正中的大桌子上,只要推开门,跨进去三步,一伸手,就能拿到它,然後立即退回来,把门关上,跑回伙伴那儿,仅仅几分钟他就是英雄了!

这样的反复告诫终于鼓起了他的勇气,一咬牙,一拧拉手,门没锁,立刻推开了。房间里没有灯,但有幽暗的月光,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四周家具的轮廓。他们都像幢幢鬼影,阴森森地站着,等待青年的到来。他一下子汗毛立了起来。但他还是战胜了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幻想。他迈开艰难的步子,心里反复地说:“三步,只要三步,一伸手,就大功告成了!”一步,两步,三步,他终于跨满了三步,手伸出去,摸到了,摸到了,那件古玩!他高兴得要发狂,紧紧地攥住它,然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扭头就跑。他要尽快尽快地离开这可怕的地方!他一条腿先跨出房门,另一条腿也已经到了房门外,他的左手使劲地把房门从身後带上,希望即使有鬼魅,也会被房门关在里边,不会来追赶他。

但是,可怖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被什么人(或鬼?)从後头死死抓住,他的腿竟半步都挪不动,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他拼命叫“救命”,绝望的呼救声在空旷的楼房回荡,但没有任何反响。几分钟後,他的喊声一次比一次低弱,直至一切恢复寂静——他死了。

第二天,他的那伙荒唐的伙伴们奇怪他的一去不复返,一起到庄园来找他。就在那该死的房间门口,发现已经僵死的他竟一动不动地挺立在门口,摔破的古玩躺在他脚边。当大家怀着恐惧和迷惑走近门边细看时,才发现,他的燕尾服的後摆被紧紧地夹在门里,把门使劲推开,尸体就倒下来了——他竟然是在无意中被房门夹住了燕尾服无法走动而吓死的!

老师的故事讲完了。大家一下子还没从紧张中恢复过来。这时,时钟敲起了十二下,午夜了,正是那青年独自走进那房间的时刻。老师馀兴未尽,接着又笑咪咪地说:“传说我们学校的教师办公楼那儿,以前是一片坟地,你们有谁现在就去那儿楼上走一趟?”

我的眼里立刻映出了那座楼。它座落在学校的紧里头,一座旧式的洋房,有曲折的过道和弄不清楚结构的小房间。我想象着如果让我去那儿……其可怕的程度实在不亚于那故事里的庄园。我环视周围的同学,好像没有哪个人比我的神色更镇定,女同学更是挤成一堆,一动也不动……

如果用传统的规矩衡量,老师恐怕是要遭谴责的。过激的卫道者甚至会说他不够资格当老师。我并不想为他辩护,因为我也不能替他排出一串优点来。但是,我要说,他确实是我青少年时代众多老师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位。我愿意默默地为他祝福。

 

大家都见过小鸡的生长吧?小鸡刚从蛋壳里钻出来时,一身茸茸黄毛,圆滚滚的一团,只有两只细细的小脚支撑在地上,叽叽喳喳地在鸡妈妈身边挤,实在惹人爱。一二个月後,浅黄的胎毛逐渐为新生杂色毛所代替,可爱的程度就迅速下降,到四五个月时是最令人讨厌的,长长的腿,长长的脖子,身上稀稀落落的杂毛,有的鸡简直成了光身子,像长了癞疮。并且还贪食、好斗,又得过几个月,羽毛才逐渐丰满起来,终于成了一只黄色、白色、黑色或其它什么颜色的大鸡。

人也是动物,跟鸡一样,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有一段最丑陋、最让人讨厌的时期,而我此时就进入了这一时期。

一向胆小怯懦的我,从初二开始,胆子大了起来,在班里变得活跃了,尤其是在跟孙以济、黄庆胜结交之後。

孙以济,安徽寿县人,幼年随父母由寿县迁苏。通常,儿童学话能力是最强的,但他多年生活在苏州人中,说的话还是寿县话成份多于苏州话。他戴眼镜,头发长长的,垂下来可以盖住耳朵,这在现在是司空见惯的,但在普遍短发的五十年代,却显得颇为特殊。他父亲大约也有点什么政治问题,没有正式职业,尽管是独子,全家就三口人,经济仍很拮据。冬天总是穿一件很旧的棉大衣。他自己似乎还觉得很有风度,拿着架式走路。有时,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头路分在中间,让人觉得像二三十年代的落拓文人。我们说这是“西式中分”,笑他是《青春之歌》里的叛徒戴渝。他也无所谓——多半这正是他追慕的吧?他的学习成绩平平,但读过不少小说,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多点,在我眼里却要比我成熟得多。他熟读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水浒》、《西游》自不必说,《封神》、《说唐》,以至《三言》、《两拍》都常挂在他嘴边。茅盾、巴金、张恨水的作品他也读了不少。那几年,正好一系列长篇小说问世,《林海雪原》、《红日》、《烈火金钢》、《平原枪声》,都使他津津乐道。外国小说也看,但看得不多。

读这么多小说,这在初中生中还是不多的。这使他十分得意,常常自诩博学,在同学中卖弄他的学问,以便建立他的威信。但他毕竟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年,既然沉溺于这些小说中,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深深地浸润。他迷恋和崇拜古代和现代的英雄赵子龙、武松、杨子荣、萧飞。他醉心于哥们儿义气。他企图在不修边幅中显示出潇洒和倜傥。他故意地不拘小节,慷慨大方,说到得意时,往往唾沫横飞。让我们又可以给他一个雅号:孙大雨。有一回,他忽发奇想,对《资本论》大感兴趣起来。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一连多日,人人都见到他夹着那本硬皮儿的厚书进出教室和校门。谁都知道孙以济在看《资本论》了。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真看了没有。就是我这个莫逆之交也不免在心中暗暗犯嘀咕:他真能看懂吗?没有想到的是,对这本共产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我这个当时未敢问津的小兄弟,後来倒居然一本正经地学习起来,虽然不敢说读通,但其主旨是大体了解了。

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欣赏他的言行或风度。当人家笑话他时,他有意无意地做得豁达大度,大智若愚。而更重要的,蕴育在他心灵深处的,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帝王野心。刘邦、项羽和朱元璋才是他真正崇拜的偶象。这听起来也许觉得荒唐,尤其当我们知道他在以後的数十年间并无所作为时,更会感到非夷所思。但在当时,不仅他确实是这么想的,而且还有了追随者,这就是黄庆胜和我。

共同的对文学的爱好,使我跟孙以济很自然地接近起来。这大概在初一後期。到初二时,关系就比较密切了。有一阵,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绿林好汉的任侠仗义和骚人墨客的文雅风流是我们这两只脱毛小鸡所追索的共同目标和友谊的共同基础。我们大家都庆幸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知己和生死之交。

我们俩的结交使他的独脚戏变成了相声。他是逗哏,我是捧哏。一下课,我们高谈阔论,在同学面前说古论今,以标榜博学。还故意找些鸡毛蒜皮的话题跟人诡辩。或者以嘲笑、挖苦人为乐事。我们互相间在没有别人时也要互嘲,以显示自己的口才。一向木讷而胆怯的我,一时间竟变得颇为能说会道了。心里还着实得意。不过,要是想起当年上课还要姐姐陪伴的历史,就不免赧颜了。

主要靠孙以济,我们跟图书馆的老老师混熟了。中学的图书馆当然不会很大,管理员主要就是叶庆华老师。这是位热情和蔼的老人。一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当同学们挤在图书室门外引颈翘望时,他常常站在窗口,身边桌子上堆了一大摞书,他就一本接一本地举着,像小贩叫卖似地高喊:“《金银岛》,英国惊险小说,啥人要啊?”立刻有好多只手伸出来:“我要,我要”声响成一片,一本磨得烂熟的书传到了一只伸得最长的手中。

“《三里湾》啥人要?赵树理的新小说。”伸出来的手要少些,但还是很快过渡到了一位女同学手中。

叶老先生又拿起一本薄薄的小说,“《隐身人》可有人要?”没多少反应。显然知道此书的人不多。先生介绍了起来:“这是本科幻小说。讲一个人发明了隐身术,谁也看不见他。但他不做好事,专做小偷……”话还没说完,立刻有好几个男同学叫起来。书立刻换了手。

规矩当然还得要。图书室的门是关严的,但因为人手不够,常常请同学帮忙,而请谁帮,似乎是由老师自定。孙以济就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作为酬报,他就可以到藏书室里任意挑选。这真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了。

作为孙以济的把弟,我也得到一点馀泽,也认识了老先生,有时也去服务一番。然後也可以进去挑一挑自己中意的书。不过,毕竟是内向的本性,我的活动终远不如孙以济。

十分巧合的是,二十多年後,我拜访方言学同行叶祥苓老师,叙谈间,才知道他就是老先生的大公子。当我将老先生当年亲笔赠我的题词“欲穷千里目,一览众山小”的复印本还赠给老师时,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靠近了。

不久,孙以济告诉我,黄庆胜也是同道中人,够资格跟我们交游。于是,对口相声又发展成群口相声。

从外表看,黄庆胜比我壮实得多。胖胖的脸庞,镶嵌了小巧的鼻子和嘴。红彤彤的气色显示了良好的营养和体质。初进学校,大家都觉得他傻里傻气,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的外号是“阿戆”。我这个文弱书生对这样的莽汉只有敬而远之,生怕避之而不及,会挨他的拳头。但孙以济竟然慧眼识英雄,发现他粗中有细,大智若愚。很快地,他加入了我们这小小“智囊团”。“三兄弟”的名声在全班传开了。但是对外时,他依然一副憨态,始终让人不解:他怎么会跟我们一路?

虽然没有磕头和喝血酒,当面仍以名字相称,但义兄弟的关系是公认的。不但孙以济乐于当大哥,我也承认是老三。我们还为自己起了别号。孙老大叫云杉,黄老二叫雪松,我汪老三则叫红枫。我还刻了一个“红枫”的印。可惜这个名字始终没派过什么用场。有时也学诗人相互唱酬。不过,唱出来的只是不高明的歪诗,登不得大雅之堂。

说是三兄弟,但跟黄庆胜的真正交往却在三兄弟散伙之後。初中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孙以济。

记得最清楚的是,就在胥门城内的来远桥上,我们曾经伫立过很久。尽管这只是一座不满十米长的小桥,比两岸高不到半米,但我们幻想自己是站在泰山顶上,站在黄河岸边。我们豪情满怀,全世界好像都在我们俩脚下,也好像都在我们俩胸中。做一代伟人的理想,几乎就在眼前,伸手可得!

是梦吗?也是也不是。这是确确实实在来远桥上做的一个美梦。虽然这是个根本没有也不会实现的梦,但这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了我的人生道路以深远影响。

这样的“领袖欲”无疑是由孙以济诱发来的。在我稚嫩的心灵中,这位比我略长,其实也幼稚得可笑的同学,占据着很大的位置。他的许多言行在下意识中成为我的榜样。虽然这种崇信常常伴随着怀疑。随着知识的增长,这种可笑的野心逐渐就被现实感打击得荡然无存了。但在以後的漫长岁月中,作为其馀绪,一颗不甘碌碌无为的事业心却始终在我的胸膛里跳跃。这是一颗被重重包裹在平庸和羞怯中的赤诚之心。那个养育我的普普通通,从未作非份之想的小市民家庭绝没有想到,她的比自己更胆怯的小儿子竟然会有如此离经叛道的念头。

孙以济对我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他超出了任何一位学生时代的老师,并且这影响中还包含着非常出色的成分。

已经记不准是跟他的一次约会还是许诺某天还给他一本书。总之,我失约了。对此,孙以济以大哥的身分给了我严肃的批评。我自己也奇怪,守信用的教导随处可以得到,家长、老师,以至书刊、报纸,哪儿没有呢?但偏偏我的非正式的把兄的话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此之後,我在跟任何人的交往中始终严守信用,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几乎从未对人食言过。我为自己拥有如此美德而自豪,并且将这一美德的获得归功于我不能忘怀的同学——孙以济。

“三兄弟”的胡闹其实是很文明的。基本上没有违反校规的行为。所谓的“领袖欲”,完全只是糊涂少年的想入非非,行动则付之阙如。所以,谁都没有给老师添什么麻烦。不过,对我这个一向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来说,已经是今不如昔了。初中三年,尤其是最後一年,是我整个学生时代学习成绩最差的时期。平均成绩降到了八十分左右,七十多分也常常光临我的成绩单。原因是我太不用功了。

我这时期的另一劣迹是会说粗话了。随着活动内容和范围的增加,我感到,这是一种“客观需要”。应对的话语中不夹一两个粗野的字眼,实在显得太苍白无力,太缺乏男子气了。不过,胆小的人终究难改本性。有一次,跟几个同学在路上,我一句粗话刚出口,突然回头发现舅父——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正在後面。吓得一身冷汗,一句话说不得。生怕他告诉我父母,而父母是绝对禁止我说脏话的。为此,我着实提心吊胆了好多天。所幸的是,不知因为舅父没听到,还是他宽容了我,我担心的暴风雨终于没有发生。白白虚惊了一场。

 

家庭教育的责任和权利本来当然是属于父亲的,但父亲却不在乎这份荣耀。以至大权旁落,落到了我哥哥肩上。

哥哥这时早已参加工作。先在本市,後调到了南京江苏省统计局。作为一位力图上进的青年,他总是以虔诚的态度相信和接受党发出的每一个指令。自然地,他也以同样的态度要求和教育他的小弟弟。

母亲说,父亲对孩子有“压人龙”。“压人龙”者,指一种对人的无形的威严和镇慑力。这种气质的形成固然跟本人的性格有关,但似乎也有一种先天的非物质因素在,很难说出其所以然。无论亲戚家,邻居家的孩子,本来玩得好好的,只要父亲走过去,不用他开口,孩子们就会悄悄地溜走。至少是再不敢大声喧哗,更没有谁敢对着他耍泼胡闹。

奇怪的是,他的压人龙在我身上不能直接生效,却通过遗传,在哥哥身上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在我眼里,有镇慑力的不是父亲,而是哥哥。就这一点而言,父亲像哥哥,哥哥才是父亲。

哥哥平时住在单位上,只在星期天回来。这使他避免了在日常生活琐事上跟我发生纠葛。而父亲倒天天在一起,纠葛总是出现,以至大大降低了他在我心中的威望。

早早踏上社会和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使哥哥早熟。他很少跟我开玩笑,更不会跟我打闹。每次回家,他总是像老师一样,正正经经地关心我的学习、品德,给我讲道理,批评我的缺点,给我看英雄模范的故事,鼓励我积极争取进步。我仍记得清的是,当我进入初二,开始学习几何时,他送给我一副三角板,外面的纸套上题着这样的话:

平弟:学习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祝进步。

在家里,父母亲和姐姐,我都没什么特别怕的。虽然胆子小,不敢大闹,但如果他们的话我不爱听,不服气,还是敢顶两句。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吵大闹的事偶然也会有。但在哥哥面前,即使他笑咪咪地,也总感到一种无形的威力向我压来,使我不敢顶嘴。并且,一种悄然的崇拜也使我很少怀疑他的正确性,很少会不服气。

多少年来,我竭诚拥护共产党,接受党的教导,以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共产)党为自己一生当然的道路。这种思想的形成,除了学校、社会的大环境外,哥哥的教育恐怕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正面的影响力是大大超过想当然重要的父亲的反面影响的。

父亲的影响自然会有,但那大多是没什么政治色彩的。

 

父亲在熬过了几年完全赋闲的痛苦日子後,陆陆续续地,多少有了点事做。先是在夜校教课。大跃进跃出了一批街道办的工厂和生产合作社。他参加进去,当会计,充沛的精力有了消耗的机会。多少还能换回一点收入,可以抚平几丝母亲脸上的愁苦。于是,他又可以唤起昔日沉醉西子湖的旧梦,到苏州园林里去寻找新的乐趣了。

每次出门,我是必带的。母亲有时高兴,也会跟着去。姐姐哥哥则从来不去。父亲那套旧文人的作风在他们那儿完全没有市场。

用父亲的话说,我们的游玩是“干饿极奔”。从来不坐车。好在苏州城不大,最远的虎丘,走路也不过一个多小时。也很少在外头吃饭,大多是吃了“早饭”(即很早的午饭)出门,回家吃晚饭。偶然在外头吃,也只是一角钱一碗的阳春面。更少买零食。家里如有糖果之类的话,就带着去。只有喝茶的次数多一些,往往是只要一杯,一角钱,龙井或香片,但也不是每次必喝。剩下必不可少的费用只有入园的门票。当时规定,拙政园、留园五分一张,其它园都是三分一张,虎丘和大公园免费。

苏州园林名扬四海。但是,我听到的一些外地朋友的观感,却不算很佳。而我这几年偶尔回去,匆匆浏览,也感到兴味大不如当年。其间的奥妙,我想除了跟游览者的性情爱好有关外,恐怕也跟如何游览有关。

最紧要的是不着急。不能把游园当做一项任务去完成。我们是老苏州,我们已经熟悉花园里的一切,并不打算去寻觅什么奇趣异宝。我虽然还是贪嘴的孩子,但知道父亲的口袋是干瘪的,所以,只有清心寡欲,摒除种种杂念,一心一意跟着父亲走。

只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可以听任我们支配。从跨进园门的第一步起,就从容不迫,作真正的闲庭信步。这时的父亲是最和霭宽容的。出家门前还在纠缠他的种种穷困、压抑,现在都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而我,则变得更加纯洁、天真,就像还未食禁果的亚当。

每个园林都有一二座正厅。像留园的五峰仙馆、林泉耆硕之馆,拙政园的十八曼陀罗花馆,气势恢宏,陈设富丽,全套红木或楠木家具,精雕细镂的屏风,就像权高位重、盛服端坐的老者。当我坐在宽大的太师椅里时,几乎能想象出当年园主人邀约达官贵人、名士清流在此雅集,觥筹交错,行令射壶的喧闹情景。不过,这毕竟过于富贵气了。尽管这些大厅对于一座园林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

更吸引我的是那些幽深、清雅的小轩、水榭,一面或数面临水,甚至地下也有淙淙流水穿过。窗外,水边,有幽篁数丛,或配以芭蕉、太湖石,水上遍植荷花。至夏日,有清香缕缕,沁人心脾。小屋内陈设简洁而清爽,墙上也许有石涛的山水,郑板桥的墨竹,廊柱上则有文征明手书楹联。试想,在明窗下,设一书案,静心读庄骚,读李杜,或者且焚香操琴,煮茶听雨。天下快事,尚有过乎!

苏州园林的建筑,可说无处无题额。如果说,花园是一幅画,题额就是必不可少的题诗。读画是不能不读诗的。每到一处,父亲都会饶有兴味地给我讲解,我也饶有兴味地细听。

拙政园有留听阁,阁四面临空,以长窗为墙。东、北有绿水环绕,水上为荷叶覆盖,袅袅亭亭,影影绰绰。这里固然是盛夏的乐土,园主却别出心裁,取李商隐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截为“留听阁”。且到秋雨绵绵时静坐阁中,听雨声洒落荷上,残荷轻摇,嘀嗒作声。心中郁闷为之荡净。此中况味,又何逊于清夜听贝多芬《月光曲》呢?

在小轩沉醉许久後,终于走出来,踏上鹅卵石铺的花径。路虽短却令人目不暇接。花径是曲折的,两旁可能有芍药、山茶、玉兰、丹桂,还会有一丛丛书卷气十足的书带草,缀在小径边。再往前,可能是假山洞,也可能是石板桥,六曲,或九曲,却又平坦,质朴,桥身是石板,桥栏也是石板,没有丝毫装点,正跟镜面似的湖面平行,那么和谐,贴切,站在桥上,环顾四周,虽然近在咫尺,风物却迥然而异,或亭或阁,或山或树,远近参差,变化无穷,仿佛感到有魔术师把造物主的件件杰作都浓缩到这方寸之间来了。

前面就是山了。其实这只是十多尺高的土丘,却有真山的野趣,缓缓抬起脚步,发现山道陡峭而荦确不平,盘桓而上,路旁草丛中怪石嶙峋,山坡遍植枫柳松竹,干不粗壮却高耸入云,抬头仰望,树冠交互掩映,听鸟声嘤嘤,让人想起欧阳永叔所说“树林阴翳,鸣声上下”,顿起旷达幽远之感。

到山巅,在树荫环抱下,有一茅亭。带着微吁,跨进亭内,上有倪元璐所书“山花野鸟之间”,两旁石柱则有文征明手书“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静坐亭中,遥想当年王摩诘蓝田辋川别业,幽雅不过如此!

我还偏爱苏州园林的走廊。本来,走廊只是过道,再单调不过,长长一条,徒费脚力,寂寞得令人不耐。但苏州园林的走廊却自有妙处,令人百走而不厌。

一律雪白的粉墙,青砖铺地,深棕色或灰黑色的廊柱,略略有些剥落,真是洗净了铅华,褪尽了火气,像隐士,像高僧。墙上有漏窗,用普通的甚至略有破损的青瓦,在窗洞中搭成种种奇巧的图案,透过漏窗,若隐若现地,可以看到墙後的景物。也许那边只是几尺方圆的一个墙角,却被翠绿的芭蕉叶挡住,让人以为绿荫深处还别有洞天。也有的漏窗并无青瓦,一个窗口就是一副镜框,方形的,菱形的,扇形的,每副镜框都含着一幅活的图画,景随人移,楼阁,茅亭,小桥,花影,变换不迭,真不知这走廊和粉墙是隔断了风景还是联缀了风景!

游廊常常是曲折蜿蜒的,甚至是上下起伏的,有时,她还伸到了水上,就如卧虹临水,用劲踏步,会传出轻轻的空谷回荡之声,令人生轻快飘逸之感。

廊到半途,会有小亭缀其中,就如诗词的停顿。网师园的水廊,中有一亭,突出在水崖上,池中一反常规,不植荷蕖,水清如镜。到秋夜月下,碧波澄澈,清风徐来,廊亭树花,倒影于水中,轻轻荡漾,与月色相辉映。此亭取韩愈诗“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名“月到风来亭”,可谓清绝幽绝。

走廊壁上的石刻也是一绝。上镌历代书家手迹,玲琅满目,字字珠玑。其中当以近代江南名士为多,如文衡山、祝允明、董其昌等。较早的也有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乃至二王书帖。已记不清父亲有多少次,带着我细细欣赏,逐字逐行讲解。在他的引导下,少年的我又获得一次次丰盛的艺术美餐。

其中有两首诗,父亲特别喜欢,以至我迄今仍能背诵。作者轶名,转引自东坡杂帖:

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

问君别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

 

长垂玉箸残妆奁,肯为金钗露指尖,

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

 

苏州最出名的胜迹自然首推虎丘。到苏州而不访虎丘,就不算到苏州。虎丘几乎跟苏州城同龄。凡有关苏州的史乘、笔记、诗词,无不提及虎丘。其中还不乏名篇。如袁中郎小品《虎丘》,极写虎丘之盛。而到五五年开掘出剑池下确有吴王阖闾墓後,虎丘作为名胜,其历史之悠久,更是全国少见了。虎丘的另一特点是古迹传说众多,几乎一石一木都含着一段故事。这也是它处少见的。所以游虎丘必须要有向导。我当然雇不起导游,于是就跟在别人请的导游身後偷听。反正是孩子,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断梁殿、试剑石、二仙亭、点头石、真娘墓……讲得游人如入太虚境。几乎虎丘的山水草木,处处有情。在试剑石对面,有一块卵形巨石,向石上扔小石子或砖块,如能扔上去不落下,据说即可得一好媳妇。这虽然比历史传说杜撰得更加离谱,但这里不是科学院,学术考证在此无用。路过的小伙子谁都愿意试试运气。我自然也不例外。或许,我今日的好媳妇正是当时一石中鹄的呢!

不过,父亲对虎丘的兴趣似乎要差一些。是的,虎丘不同于园林:园林是幽雅的,虎丘却涂着神奇的色彩;园林是艺术品。虎丘则是文物。作为父亲的追随者,我也有此偏爱。有时去虎丘,倒愿意把兴趣分一半到途中。

虎丘在苏州城西北,去虎丘可以有两条路。一条是穿过田野的公路,我们习惯称虎丘马路。早年,确有马车可坐。阳春三月,菜花盛开,满地金黄,高坐在车上,蹄声得得,扬鞭行进,确有一番情趣。相近虎丘时,更有幢幢玻璃花房,飘散出浓郁的花茶香,令人陶醉,大有“踏花归来马蹄香”的诗意。

另一条则是著名的七里山塘。从繁华的阊门出发,在新民桥下,沿山塘河,一面石驳岸,一面却是鳞次栉比的店面。河虽不宽,但航船往来如织。随处有河埠,身穿竹裙的郊区农民(有人说,男子穿裙子,只有苏格兰有,不免少见多怪),匆匆上岸来,跟城里人一起在狭窄的石子街上奔走,有的买了东西就下船,也有的走进茶馆,舒畅地坐下来高谈阔论。其风味同枣市街相仿佛。不过,山塘街更长,更繁华。街上还常见过街楼,临河一边以木柱支撑,颤巍巍的,似有弱不禁风之势。行人穿楼而过,楼下还可避雨。走不远,就有一座小桥架于河上,或者拱形的,或者平板的,桥头往往更加喧闹,卖菜的,摆摊卖杂货的,拥挤在一起。路旁茶馆里则不时传出铮铮琮琮的丝弦声,悠扬悦耳,在浓重的水乡市镇风俗画上更掠过清淡的一笔。

山塘街几乎跟苏州众多名胜一样,屡为历代诗人吟咏。不过,我倒偏爱苏州弹词《三笑》中唐寅所吟的两句:

沽酒店开蜂亦醉,卖花人过路犹香

短短十四字,山塘的繁华毕现。可惜的是,今日山塘的情景似已大不如往昔了。

“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半塘之後,商店逐渐稀少,但有著名的五人墓和葛将军墓供人凭吊。再过去,就是山明水秀的田园风光了。据传,这里的河堤倒真是白居易所建,而西湖的白堤其实只是白沙堤之省而已。

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中,多的是近代建筑风格的公园。苏州园林以其独特的古典建筑园林,独步天下,成为苏州的骄傲,以至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但是,对苏州人来说,也许是园林见得太多,一种追求变化的艺术心理,使一座普普通通,不好意思见外地人的公园,获得了苏州人的特别青睐。

此园苏州人都称为大公园,不必另赋专名。园就在苏州城中心。据说原是元末张士诚称吴王时的王宫,故又称皇废基。园内无非是树木、花草,园中央也有荷花池,小山下,水池畔有茶室,称为东斋。周围有大片草地,一片平旷。对游惯了繁茂丰盛的古典园林的苏州人来说,却不觉得单调,就像吃多了大鱼大肉,白菜汤就是可口佳肴。

这里最适宜于清晨休憩。天刚亮,老人们就来了。在茶室外荷池畔细品香茗;在芳草如茵的林地上打拳、舞剑。树林不茂密,却飘动淡淡的晨雾,树上不时传来啾啾鸟鸣。都市中这一块清爽的净土,显得那么珍贵,特别到夏日,荷叶的清香阵阵飘散,沁人肺腑,简直把一天在浊世中沾染的污浊都荡涤干净了。

父亲晚年也加入了大公园晨练的队伍。他每天清晨走路,经道前街、府前街、卫前街,过饮马桥,再经十梓街、五卅路去大公园,活动活动身体,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再上班。可惜这晨练仍未能使他免于中风之灾。

记得曾有一次,是什么人的主意,对大公园也收起门票来。这遭到了市民的强烈抵制。不久就被迫取消了,大公园又恢复了自由。

清爽的大公园也曾受过亵渎。在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曾有暗娼活动于此。据说如付三元钱、三斤粮票,就可在大公园的树荫下做三小时野鸳鸯。暗娼即以名之曰“三三”。三元钱和三斤粮票,在那个年代,已是不小的代价了。

 

当今社会——西方早已如此,中国也已紧紧跟上——无不崇尚自然而轻视人工,有口号曰“返璞归真”。对此,我另有看法。

自然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长江、黄河、昆仑、泰山,人们纷纷以“伟大”奉献于他们。孰知他们实在不屑得很。献之以“伟大”,他们是如此,投之以“渺小”,也如此;有人类时他们如此,无人类时也如此。他们始终我行我素,不把人类放在眼里。“伟大”和“渺小”之类的说词,其实只是人的理念,与人共存亡。因此也只适用于人,用于自然,不免文不对题。人们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产生崇拜,然後情不自禁地高呼伟大,固然可以理解,实在却大可不必。

要强调的是,我并非说大自然不伟大,而是说,“伟大”与“渺小”均不适用于自然。我更非反对人们欣赏大自然,那是各人的爱好和自由,但敬慕之心则纯属一厢情愿。

应该敬慕的恰恰是人工产物,包括一切人工巧思所产之物。此类产物实在太多,不需要我一一罗列,这里只说说艺术,特别是刚才说过的苏州园林里的假山假水。

“伟大”“美丽”之类的观念是人创造的,他们就应该,也只应该用之于人自身。在小小一块平地上,凭空造出高山流水、千山万壑,并且变幻莫测。这才是伟大、美丽,才是人类的智慧,显示出与一切生物本质不同之处。一切艺术品也均如此。一只真虾,也就值几角钱吧,一口就吃了。但齐白石笔下的假虾,却值上千上万元。是啊,淡淡几笔,就再现了一只活虾。这是何等的巧思!有一个词,正是用来说明人工可贵的:“巧夺天工”。“天工”本不足惜,可贵在人之“巧夺”也!

也有很多东西,假的不如真的珍贵。如钻石、珍珠,但那是另有原因。一是“物以稀为贵”,真的产量太少,假的可大量制作;二是假的在性质上仍不如真的,这正说明人的智慧还不足。至于文物、古董之类,本身就是人工产物,更当别论了。如果人类都以自然为贵,人工为轻,发展到极端,不去创造人工,再现自然。这又何异于终年栖息于自然界的生物呢?

西方崇尚自然之风的兴起,其实与其物质文明过度发达有关。生活在物质文明包围之中,难见自然;同时人工产物之过于容易获得,因此而被轻贱,从而生出“返璞归真”之想。这还有其可理解之处。但在中国恐怕还没到这一阶段。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好些想摆脱自然而不能的地方。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僻地区,更是仍在“璞、真”中苦苦挣扎而不得脱身,哪里还用“返、归”呢?

让你评价,黄山和苏州园林哪个更好,我怕十之八九的人会选前者。但是,如果再给你一个选择:或者到黄山去定居,或者给你一个网师园做你的家,你选哪一个?我怕答案就是相反了。这还是开发较多的黄山,如果让你住到那个被誉为人间仙境的九寨沟去,你恐怕就要欲哭无泪了。可见大自然再好也只能匆匆浏览,抒发一时的激情,人造的苏州园林却能做你最温馨的家。

 

父母双方都有亲戚。父亲跟我一样(正确地说是我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大姐,一个大哥,他最小。我们都比自己的姐姐小十三岁,他比伯父小十岁,我比哥哥小十一岁。

姑夫徐吉人年纪更大,可能比我大五十多岁,姑母是他的填房,即续弦。长子徐颂言是姑夫前妻所生,比父亲小不了几岁,他不但跟他的继母(我姑母)关系好,跟我伯父、父亲关系也好。父亲常称赞他热心、慷慨。数年前,哥哥和我还去看望他。那时他已近八十,卧床不起,身边无人照顾,很是困难。但我们都在外地,爱莫能助。他家住在马大录巷,苏州人弄不清,讹为马踏头巷。

姑母个子矮小,话很少。因为她家孩子多,哥哥“寄名”给她,即认她为干妈。认亲姑母为干妈,好像外地不大听说。我跟着哥哥叫她“寄姆mê”。记得每次到她家,没什么话说,无非是烧饭菜给我们吃,吃完了玩一会儿就回来。她的菜烧得不错。

伯父家离我家很近,但去得并不多。伯父的话也少,但我印象中倒也不是很怕他。他儿子只比我大三个月。我们堂兄弟关系一直不错。最近一次回苏,他还请我去馆子里吃了一顿。

父亲还有个姨母。我们都叫她“阿姨好婆”。她丈夫早就去世了。两个儿子,大的住在苏州郊区浦庄镇上,小的在本省句容县工作。她自己的家在城里的司前街。苏州的监狱就在这条街上,当年闻名全国的“七君子”曾关押在此。苏州人常以“司前街”借代监狱,“到司前街去了”,意思就是关进监狱了。

可能因为句容太远,不想去,大儿子对她又不太好,一人在家则无人照料,她就采用流动居住的办法,大儿子、三个外甥(即我姑母、伯父和父亲)和自己家,至少这五处,轮换着住。三个外甥对她虽不能说很好,至少不比她儿子差,都没有过拒绝她的意思。她最後就是在姑母家突然中风去世的。

因为她常在我家居住,我的印象就很深。她是念佛吃素的。我对她手捧念珠,口中念念有词的形象很熟悉。她不吃常素,而是逢某些日子吃素。但我从未弄清楚哪些日子该吃素。在吃不吃鸡蛋的问题上,据说吃素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为鸡蛋能孵出小鸡,是荤的,吃不得;另一种则以有血为荤,鸡蛋没有血,所以吃得。但不记得阿姨好婆是哪一派。

来往多的是母亲这边的亲戚。很巧,母亲这边姐弟的结构也一样:老大、老二和老六。老大母亲跟老六舅父也差十三岁。略有不同的是,老二是女,只比母亲小一岁。

姨夫在结婚没几年,刚生了一个女儿後,就过世了。大阿姨守了一辈子寡。姨夫家比较有钱,大阿姨在他家是长嫂,因为言行无可挑剔,很有威信,姨夫的弟妹们个个尊重她。她为人和气,但又很有主见。她给她的姐姐(我母亲)和弟弟(我舅父)也都有很多帮助。母亲的三姊弟关系一直很好。我们到大阿姨家去的次数也比较多,每次去总是很热闹、客气。

姨夫的父亲去世更早,但他有个妾,也算是大阿姨的婆婆,却活得很久。一直跟大阿姨一起生活。据说是妓女出身。大家在背地里对她不免有些微辞。记得她用手绢掩嘴一笑的动作被大家讥为妓女的轻薄相,大家闺秀如大阿姨,是绝对不会有这种动作的。世上婆媳关系历来难和谐,但大阿姨跟这位非正宗的婆婆却能和睦相处数十年,实属难得。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她清秀而清爽的形象。她对我们也很客气。

因为大阿姨结婚在前,表姐比我姐姐还大两岁。表姐的叔叔是牙医,她年轻时在叔叔那儿学化验,後来一直在苏州郊区外跨塘(现在划入新加坡工业园区)一医院做化验师,直至退休。她也像她母亲,对我们始终很亲热、客气。

舅父比我大26岁,是我的亲戚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到他受教育时,外祖父的家业已经败得差不多了。所以,他没有得到较好的教育,年轻时自己就出去谋生。但到底干什么,我一直没听谁说清过。原因多半是在新政权下有点犯忌。到我记事时,我知道他是小学语文教师。大约在1955年,他被派去南京进修,翌年回来就升为中学教师。巧极的是,恰恰跟我在同一年进同一所中学。更巧的是,还当了我初三时的班主任兼语老师。我怀疑不会那么巧,可能是他和父母的安排,但他们从未这么承认过。

舅父学历虽不高,但他的气质却是地道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之为物很抽象,拿不出具体的东西来,却又实实在在地感觉得到。这可能主要表现在谈吐举止中,显出良好的教养。这使我对他很尊敬,不是怕他,而是感到他有点威严。在母亲那儿,总是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上我家不时得到他的资助,连父亲对这位内弟也很尊重。

他做了我的班主任兼语老师,无疑使我们之间比舅甥关系又深了一层。但遗憾得很,我不得不承认,作为老师,他的教学效果不能说很理想。部分原因可能在我自己身上,这时因“三兄弟”的影响,我很不用功。初三时的成绩是全部学习历史中最差的。大约只是中上或上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我坐第一排(不知是因为个子小还是舅父的特别关照)。恰恰在舅父的语文课上,总要打瞌睡。然後总在舅父的敲桌子声中一下子惊醒,并引起同学们的哄笑。

像小学升初中一样,初中升高中也并不受到父亲的重视。质量好的高中,除了前面说到的四中、五中外,还有一所特殊的没有初中的学校,称为“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是公认的全市最好的高中,至今依然。但遗憾得很,我只是升入了本校高中。我不知道当时对本校初中生是什么政策,是特别照顾,降低录取分数线;还是把成绩好的都卡住,不让考外校?或者是二者兼有?甚至二者兼无?我只知道录取本校高中的特别多,我所在的初三(7)班占半数以上。而接下来所在的高一(3)班则有近一半是原初三(7)班的。我的感觉好像是初三升到了初四,而不是重新考入的。

记得初三(7)班只有一位有幸进了苏高中。奇怪的是,这一位在班里成绩平平,表现也平平。後来好像没有考上大学。不知他是怎么会考入为众生瞩目的苏高中的?那时没听说有开後门之事,他的父母好像还是资本家,最吃不开。也许纯属机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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