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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房间——启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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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房间

 

 

   

 

 

    家里不宽裕,那可上可不上的幼儿园只能免了。到虚岁七岁,我就直接上了小学,实际上六周岁还没满。

我有小名,叫“小弟”。父母兄姐都这么叫我,直至现在。顺便要说到的是,在那个年代,苏州人起小名实在太欠水准,跟它作为文化名城、礼义之邦的盛誉很不相称。本来,苏州(上海等地也这样)人把小自己一辈的孩子称作“小弟弟、小妹妹”,就已令外地人困惑,更有甚者是,干脆把这些通称固定下来,成为孩子专用的小名,为了硬生区别,还衍生出一些“变体”。在我们汪家及周围亲戚家,我所知道的小名就有:弟弟、小弟、小弟弟、小小弟,妹妹、小妹、小妹妹,还可以有大弟弟、大妹妹,等等,等等。母亲叫我哥哥大弟弟,有时也叫弟弟。我的同龄堂兄跟我同名,也叫小弟。

    苏州人的大名要强一些,不过,一般文化不高的家庭,用的名字也很公式化,常见的是听算命先生的,看命中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否齐全,缺什么补什么,如叫水生是缺水,叫阿炳是缺火,叫火根则是既缺火又缺木,叫阿鑫当然是大补特补金了。

    後来,我在北京郊区农村,发现那儿农民的名字文气得令人惊讶。有些名字至今记得清楚。有一位老光棍,文盲,姓应名恕,还有一位好像也不识字,叫杜坦。面对这样的名字,我这个一向以文化发达自豪的苏州人实在是脸红耳赤,无地自容了。

    幸好我们家算通点文墨,起名字要讲究些。父亲也根本不信什么五行之说。我是武字辈,我们这一辈,共有五兄弟(女的不算,她们另起了一个字辈,是“漪”)。最大的堂兄比父亲还大几个月,早已去世,我是最小的。我们家两兄弟,哥哥叫武成,不知是谁起的名字,我叫武戡,是父亲的舅父,一位前清举人起的,我还依稀想得起这位清瘦的老人,父亲说他是个好好先生,人家叫他唐老爷,他就一个劲地答应“是是是是……”身为举人老爷,起名字当然应有典故,可惜我并未听父亲说过。

    父亲倒是说,国民党曾有“戡乱救国”的口号,“戡”字涉嫌,所以在我上学前,另起了一个单名“平”。“平”可以有“平坦、平安、平凡”等等意思,父亲选择的是最後一个:“平凡”,或者说是“平常”。从此,我就顶着“汪平”这块招牌,跨上了社会,一直游荡到现在。中学期间,我自己也起过一些别名、别号,也曾觉得“平”字太平淡,不高雅,但进入中年後,反倒觉得人生可选择的道路太多,可选择的好字眼也太多,在这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面前,还不如这平平凡凡、平平常常的“平”字要平平无奇些,以此自称,庶几可免哗众取宠之嫌。

    不过,我怀疑父亲改名字另有一层意思。因为他把哥哥的名字也改了。联系他对伯父的隔阂,也许是有意不要自己的孩子跟本家兄弟有共同的排行。不过,也可能是出于一种革新的思想,不愿守字辈的陈规,弟兄俩一双名一单名,看不出有什么关系,即使在当代也是很违反常规的。从中倒能窥见父亲的某种程度的新思想。

哥哥的名字改得极好,父亲得意,我也为他得意,哥哥自然也是满意的。哥哥属鸡,出生在黎明,又是男孩,所以,正好引用李贺的名句:“雄鸡一声天下白”,截为“声白”。

 

    名字,名字,其实“名”和“字”是两个概念。自古以来,凡是有一定文化、地位的中国男子,都有“名”有“字”。“名”是一个人的正式代号。因为太正式了,便不能乱用,在非正式场合,或者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很客气的人,就要避讳,要用“字”——代号的代号,来指称此人。例如:李青莲名白,字太白;杜少陵名甫,字子美;苏东坡名轼,字子瞻。

    这种习惯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孙中山自称孙文;蒋介石自称中正。自称的都是名。他们的字是逸仙和介石。泽东是毛主席的名,他的字是润之。在国民党方面,“名、字”分用仍很盛行,这几年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不少,年轻人可能会被众多人名的变幻不定弄糊涂。其实这就是“名”和“字”在搅和。何应钦字敬之,陈诚字辞修,张学良字汉卿,阎锡山字百川。

    但是共产党显然对这种作法不感兴趣,党的绝大部分领袖,根本没听说有“名、字”之别的,毛泽东虽有润之这个字,但他参加革命後绝少用它。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全社会都取消了名、字之别,“名、字”合二为一,人人都只有一个“名字”了。

    我父亲的思想并不保守,他自己也早已“以字行”,只用“定庵”,不用“继安”。但也许是一时兴之所至,他给我起了一个跟名“平”相配的“字”:“叔衡”。名和字意义相关:平衡。这跟名的本意相左,不过,平衡一义倒也可以,王充有名著《论衡》,我的导师李荣先生引用为自己的文集,题名《语文论衡》,有持平之意,这都是合于我的宗旨的。

    伯仲叔季,“叔”表示排行第三。我的排行可以有几种算法:若算大排行,把堂兄也算上,我是第五,若只算同胞兄弟,加上已去世的“三男”,我是第三,这都是按封建时代的传统观念,只算男,不算女,但父亲的意思好像是把姐姐也算上,却不算夭折的,更不算堂兄,这样,我就仍是老三。

    我的“字”自然从未用过,可以说,根本无从用起。我不信自己比父亲更守旧,但是,我倒倾向于中国人仍保留这种名和字的差别。几千年来,名字分用确乎只存在于有闲阶级之中,底层的百姓,特别是妇女,连正式的名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字,它恐怕是被作为剥削阶级的特权之一顺带扫掉的。

    但是时代变化了,社会前进了,十之八九的人民为饥寒所迫的状况已经彻底改变了,“以高就低”毕竟不能是求得社会平等的根本办法,根本的办法是正相反:把低的提上来。名字的使用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种也不例外:不是让少数人取消名、字分用,而是让更多的人兼有名、字。

    极而言之,名字只是一种代号,只要它能表示某一个人,无论什么样的符号,甲乙丙,ABC,甚至一二三,都未尝不可。但换一个角度说,人是最高等的动物,人不但有越来越高级的物质需要,还有种种复杂的精神需要,名字作为一个人的标记,就像一个人的服饰那样完全有理由,要求起得美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当然,如果像衣服一样每人都有一大串名字,也会给交际带来不便。——不过,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正是如此的——但名、字各一,二者意义有联系,又各有分工不同,我看是很恰当的。名用于谦称,字用于敬称,不也有助于文明风尚的推行吗?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人的名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单名大大盛行起来,并且所选用的字也似乎高雅、含蓄起来,什么“涛”啊,“皓”啊,“佳”啊,“青”啊,等等。以前多是文人、艺人的名字,现在却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多得比比皆是。当年最常见的富贵、福寿,现在显得那么俗气,几乎再也没人愿意使用了。就是淑英、桂兰之类,也已被人遗弃,这也许反映出人们在起名字的观念上的变化,但却不见得是文化水准的真正提高,且不说这场名字的变革,其实只是“文革”奇怪的副产品,“军”、“斌”(“兵”的谐音)、“红”之类听起来总让人想起天天斗、年年斗的岁月,满含着肃杀之气,就是那些似乎高雅的“俊”、“佳”、“皓”、“霞”之类,其实也不过是趋时而已。hào这个音节中,最常用的是浩浩荡荡的“浩”,这个字眼也不可谓不佳,但有趣的是,许多叫hào的,选用的往往是“皓”,而不是“浩”。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理,就是觉得“浩”太普通了,怕别人用得太多,所以要别出心裁,改用“皓”,殊不知大家都这么想,结果是“皓”反而大大多于“浩”!再如“玮”、“炜”多于“伟”,“宏”、“洪”、“虹”多于 “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单名成风的最大後患是同名太多。中国人本来就多得不可胜数,现代人又不像古人,什么字都可以用,晁错、江淹的名字固然无人问津,就是贾岛、孟郊的名字现在也少见,数以亿计的人,抢用一二千,最多三千个好听的汉字,怎么能不撞车呢?何况这数千字的使用频率是大不相同的,百家姓中,“李、王、张”三姓就占全国人口的22.4%,达两亿多。真希望有人去作个统计,看看全国到底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王刚、李皓,或者张宏、李佳!

    也有一些罕用字被用作名字,三个火的“焱”,三个水的“淼”都有人用。还见过叫“旻”的,叫“烜”的,但是这些人的父母往往文化不高(天可怜见,文化高的人在中国实在太少),我怕他们自己本来也不识这些字,那多半是在孩子行将出世时,从《新华字典》上翻出来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固然多少可以避开一点同名的烦恼(其实也只能避开书写的同名,避不开读音的同名),却又招来了其它种种麻烦:进幼儿园,就先要给老师解释一番,以後小学、中学,还要一次次解释,然後到单位工作,到医院看病,一次次地被人写错,读错,真是一辈子躲不完的麻烦!

    “文革”之初,横扫“四旧”也扫到了人名,改名字之风于是出现,双名纷纷变成单名。那时我曾遇到一个初识者,问我的名字是否也是新改的,这话标志着这股强大的单名之风已经殃及于我。“文革”前,双名居多,少数单名不致引起处处同名,但现在,一批又一批小“平”在茁壮成长,实在让我这个老“平”望而生畏,但又不甘心改名让位,这莫须有的烦恼只能默默承受了。

 

    我的学校在胥江畔,就叫胥江中心小学。我家在胥江北岸、泰让桥西侧,而小学在胥江南岸、泰让桥东侧,我只要从这边上桥,过桥就到。这是一座老资格的学校,还是我父亲的母校,恐怕可以列入中国最早创建的一批小学堂吧。所谓“中心小学”,不知是否跟现在的“重点小学”相近,不过,当时是把“中心”二字写在牌子上的,现在则否,而特殊的程度,“重点”却比公开挂牌的“中心”更甚。

    我入学前,不但没上幼儿园,也没有多少家庭学前教育,只是父亲教过我一点唐诗三百首而已。当时流行的启蒙工具方块字,好像也没有学过多少。在家里,母亲只是半文盲,完全不能辅导,哥哥已经工作在外,姐姐是女孩子,也不管这些,父亲虽然可以辅导,但也不管,只是糊里糊涂地过他的日子。但是,今天仍然保留着的几张最早的成绩单,使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表示出自豪:我几乎一踏进校门,就稳稳地取得了优等生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列全班第5名,下学期列第1名,二年级上学期又是第1名,二年级下学期不再排名次,但被评为品学兼优。以後也一直名列前茅。对我来说,达不到90分,已经不大好,80分以下则是偶发性事故了。

在我的学习生涯中,从未有过学习发生困难,学得吃力的记忆。其实,我远算不上用功,像多数孩子一样,贪玩是天性,既然父母不十分督促,我也就不十分用心,胆小诚实能保证我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额外的学习是不大会有的,剩下的时间自然是“白相”(即玩儿)二字。学习,对我来说,是那么自然、恬适,就如行云流水,几乎毫无阻隔、罡碍,以至显得太平淡了,竟找不出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可写,只是年复一年的上课、升级,读完了小学读中学……

    得意之後,也得说说不那么神气的事。最让人脸红的是,我刚进小学时,竟然一定要人陪伴,陪着来去还没什么希罕,可笑的是,全部上课的时间都要有人在教室门口守着!这个苦差使落到了当时失学在家的姐姐身上。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正坐在教室里听课,听着听着,想起了姐姐,急忙扭头朝门口看去,教室门开着,却没见姐姐的身影,我吓得一下子哭了起来。其实,姐姐就在教室外来回走动——她总不能真像神荼郁垒似地一整天守着门口不动啊——一直等她又回到门口,进入我的视野中,才放了心,止住了哭。

    一方面是毫不费力的轻松学习;另一方面是离不开保姆半步的极度胆怯。我的漫长的学习生涯就是在那么有趣而少见的矛盾状况中开始的。我有时想到,根据我的学习状况,完全可以再提前一年,即在五周岁入学。我为自己丢失了一年宝贵光阴而惋惜。但有时又不得不泄气地承认,六周岁上学还要姐姐寸步不离地陪着,五周岁上学会怎样呢?也许受不了的不是我,倒是姐姐了吧?

    出色的学习成绩使我与留级绝缘。胆怯、单纯也使我与种种不良品行挂不上钩。但是,多年来,我也并未得到过什么光耀夺目、大书特书的殊荣。那时,好像没有什么数学竞赛之类,所谓殊荣,无非是跳级、保送。也许是因为毕竟天才不足;或者勤奋不够,再就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我的灰黑色的家庭出身;也许是这几方面综合的结果。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人际关系,包括跟老师,跟同学相处中表现出的怯懦,以至平庸。

    我生下来就瘦弱,简直是皮包骨头,更糟的是,包在皮囊中的没有肉的骨头也细得可怜。有同学曾用两个指头夹着我的细如火柴棍的手腕,发出嘲笑和怜悯。在我的记忆中,同班的男同学中,不会有比我力气更小的,就是女同学,比我力气大的也大有人在。在强权政治有着相当影响的同学关系中,我始终只能夹着尾巴做人,避免得罪任何人。骂人也与我无缘,我不敢骂,也不会骂。

    大约在四年级,有一次上课时,老师叫我到黑板前去,好像是复述课文之类,时间较长。我正好要想小便,坐着还憋得住,站着就不行了。但我不敢说,只能硬着头皮讲,直至终于憋不住,尿了一裤裆。尿滴出了裤腿,招致同学的哄堂老师的轻蔑,我却只有流泪而已。

    更糟糕的是,我不但单纯、怯懦,而且也迟钝,在交际学这门学科上,我的智慧不翼而飞了。我只知道按步就班地生活,完全不想到,也不知道如何对人采取某项有确定目标的行动。我所给予人的印象,不管是什么样的,全都是天然无雕琢的,是我的本色。

    在幼年的我的眼前,社会就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我被迫着往海里走,心中充满惊恐,我怕自己随时会被海浪卷走,葬身鱼腹。我也完全不知道哪儿水浅,可以放心大胆地过去。我看到的只是汹涌的海潮,我吓得手足无措,呆呆地站着。有时只是在海浪的裹挟下,踉跄地挪动几步。这样的形象跟弄潮儿真是差之千里了。

唯一使我在同学中保留若干地位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强权政治毕竟不能垄断了一切,学习成绩多少可以为我在班上争得一席之地,不至于被压到最底层。

    按当时的规定,好像满九周岁可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後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那时我是四年级,又有一幕我至今未忘而情景:级主任卞老师在班上宣读了第一批批准入队的同学名单,没有我。接着她就特别提到我,说我其它方面都还可以,就是有点骄傲,希望我克服这一缺点,争取下次入队。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坐在靠窗的位置,她这句话一出口,我一下子伤心起来,泪如泉涌。天哪,在此前,我几乎还不知什么样才算骄傲,更不知自己的骄傲表现在哪儿。我感到委屈,但自然一个字都不敢说,只有仍然请泪水打前阵。

    由于自己交际方面的怯懦平庸,尽管有出色的成绩这个良好条件,却从来没有当过大干部。从未在全校甚至全班出过风头。充其量当个小组长或班委。但也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和从无越轨行为,在老师那儿,大约还是被划入好学生之列的。到五年级,我就顺利地加入了少年儿童队,而按当时的荣誉观,入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喜事。

 

    小学的时代终归太幼稚,仍然留在记忆中的东西不多。关于我的老师和同学,我就很难记载下多少来。

1983年深秋,我回苏小住,有机会访问了近三十年前的老师、同学。一位是吉庆街上的卞君蔚老师,她是我四五年级时的级主任(班主任)。在孩子眼里,老师都是自己的长者,年龄很大。其实,她当时大约只有二十多岁。据说有肺结核什么的,没有结婚。白晰的脸庞上有一些轻微的麻点,个子不太高,穿得很朴素。因为是少年儿童队辅导员,常常戴着红领巾。她说话和气,让人感到亲切。当我跟老同学荣寿燐走进她家时,迎面见到的几乎就是我记忆中的卞老师。只是略显老一些。我不禁惊讶,自己从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为什么老师仍依然故我?更有趣的是,卞老师竟也笑眯眯地说,我们没有大变化,但为什么我看自己三十年前的照片,跟现在比,觉得判若两人呢?

    我们慢慢地谈起几十年前的旧事。寿燐告诉她,我读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她立即说:“汪平脑筋是不错,学习什么反应快。”这大概是她当年的旧印象吧?

    我问起金维增老师。当时他大约四五十岁,教自然,但毛笔字比语老师写得好。学校的奖状、毕业证书等都是他写的。娟秀而工整,很有特色。他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是:他是我学习篆刻的启蒙人。当时有“劳作”课。我的笨拙的双手,几乎从未做好过什么,但只有一次,老师发给每人一块石章,让学篆刻。我竟意外地得到了他的称赞,额外给我一块破损的石章,鼓励我再刻。这大大引起了我的兴趣,又把家里有的废石章翻出来刻。其中最得意的一枚是从《绣象水浒传》上描募下来的“解珍”二字。老师称赞我“砂底”刻得好。“砂底”是将刻去部分的底部刻成高低不平的颗粒状,像铺着一层砂子,这是篆刻的一种技法。但我的“砂底”其实是因为技术不佳,底部刻不平整的缘故。

    金老师的博学是我深信的。但遗憾的是,老师说他後来犯了什么错误,调走了。不知现在健在否?

我们也曾谈到老校长柳哲纯。他长期任胥江小学校长,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好像在政协有职务。七十年代我回苏时,偶尔在路上见到,那时他已年过七旬,仍是那么瘦小、和善,精神矍铄。我十分恭敬地喊他,向他问好,他还能记得我,温和地问了我几句近况。

    那年还访问了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岳星老师。他戴副金丝边眼睛,说话柔和得跟女教师一样。上课时总不带粉笔盒,只拿两支新粉笔,还有两本书,一本课本,一本备课本,简单,整齐。我总是觉得,他的备课本特别厚,令我油然而起敬意。虽然实际量一量的话,大约不会超过一公分厚吧。我记得那时也曾去过他家,那是夏天,访问的内容都不记得,只有一点让我十分吃惊:他家一位老太太,竟光着膀子坐在客堂里。近三十年後再次拜访,他已退休在家,看起来变化好像也不大。热情不减当年,滔滔不绝地谈着。他的孩子都已自立,并且都是大学毕业。这显然使他更健谈、开朗。家里只有二老。我情不自禁地用眼光在屋里寻找当年那位光膀子的老太太,她大约是岳老师的母亲,当然现在是不会找到了。令我感动的是,他竟那么善解人意,主动问我想不想回苏州工作,他认识苏州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芮和师先生。这于我自然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可惜如此大事,哪有那么简单?岳老先生未免童心一片,天真得可爱了。

    六年级的事,多少能记得一些。六年级学生虽然不过十三四岁,但在小学生中是大哥哥。那时在同学中,居然出现了“男女大防”的问题。无论什么借口,比如某男生跟某女生偶然多说几句话,或被老师叫在一起干个什么事,甚至某男生跟某女生名字中有一字相同,等等等等,人们都会说他们两个好。这就叫“造谣言”。可笑的是,一旦被人扯在一起,男女受害者之间的实际关系就完全切断了。他们处于群众的严密监视之下。任何一点无意的正常的联系都会被人传为新闻、笑话。我记得俞承桢是被人取笑得最多的一位。他的“对象”是鲍爱林,我说不上他们有过什么真正的“关系”,因为他长得比较漂亮,又有点腼腆,被人一取笑就脸红。这就越发引起别人的兴趣。阿Q越发怒,人家越要说“灯亮了”。越说,他的疤越红。也像阿Q一样,俞承桢必须对跟鲍爱林有关的一切都讳。苏州人称赞人或东西好,常说“灵”。“灵、林”苏州同音,于是大家就总爱当着俞承桢说“灵”。有一次春游,连岳老师也“别有用心”地说起“灵得来”,把俞承桢羞得抬不起头来。

对此,我也未能幸免。我记得有一次,好几个男同学在一起说笑。突然谁说到我还没有“对象”。但我实在没有跟哪位女同学有瓜葛。最後竟硬找出一位,叫徐小英,说她跟我一样高。其实,是否真一样高,谁也没比过。这一来,我就不得不也讳起来,特别是那个常用字“小”,不得不谨慎小心地避不出口,以免被人嗤笑。并且,从此没跟徐小英说过一句话。

    其实,这种“造谣言”,不过是情窦未开的孩子的恶作剧。说某某跟某某好,完全是空洞的,只限于“灵得来”之类的笑谈。没有一点实际含义。所以,并无污秽的内容。而男女同学间,更无什么真正的过分接触,恰恰相反,造谣言的结果是给男女同学间挖了一条鸿沟,简直完全断绝了来往。事实证明,真正的男女之情,至少要到初中才会萌发。

 

    像现代家庭这样对孩子作有计划的智力开发,我是完全没有享受过的。说我父亲是个没有计划的人,大约不中也不远了。但是,我必须说,父亲确实给了我相当重要的学前教育,那影响之深刻,是他老人家绝没想到的。

    父亲并没有高等学历,但他喜欢旧文学,特别是诗词。像中国历代文人一样,他追慕清高,自栩风雅。“俗不可耐”是他批评人的常用语。尽管生活像严酷的讨债鬼,总逼得他走投无路,清高终致无以为继而流为鄙俗。

    大约在我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後来,陆陆续续地,又教我读《古文观止》。用的完全是私塾老先生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吟,完全不讲解。所谓“吟”,就是朗读中带有音乐性不强的旋律。旧时代的中国,各地私塾都有这样的吟咏。各地用各自的方言读字。吟的乐调,有共同的特性,又跟各地方言的声调紧密结合,带着强烈的方言特色。我跟父亲学的就是纯粹苏州话的乐调。尽管当时我几乎完全不懂自己吟的诗文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背下来了,直到今天还没忘记。《唐诗三百首》骆宾王的“西陆蝉声唱……”,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张继咏苏州寒山寺的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等等;古文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还有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然後有千里马……”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这些诗文逐渐为我理解,并且,读到了比这多得多的古典文学作品。但是,凡儿时没吟咏过的,几乎极少能够背诵。这使我深信吟咏的价值。这实在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吟咏跟歌唱不同,没有无限多样的旋律。旧诗的乐调按格律分。一种格律有一种乐调,学会了这些乐调,就可以一首首照套。比如张继《枫桥夜泊》是仄起头的,七绝,“月落乌啼霜满天”是“仄仄平平平仄平”,跟它相同格律的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柳”是仄声,但这没关系),就也可以用同样的乐调去吟。以後见到无论哪首诗,就都会吟了。古文的调子更加自由,只要你熟练地掌握几篇文章的吟法,很自然地,就会融汇贯通,别的文章也能琅琅上口了。

    现在,我们还能在电影里见到私塾冬烘先生摇头晃脑地大读“子曰学而时习之”。那种自得其乐,得意忘形的形状令人发噱,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可我这个年轻人居然也能作此事,并且深得其中奥妙,领略到个中趣味——我也可以算一个活古董了吧?

    吟咏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在抑扬顿挫的乐调中,潜移默化地把人带入中国文学深邃的艺术境界中。那时,我还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但当我这个孩子像老学究那样脑袋带动身子一起晃动,嘴里念念有词的时侯,我也感受到了一种美,一种无可名状的快感——我确实爱上了古典文学,尽管那只是极其幼稚的,仅仅是一颗萌芽。

    更为幸运的是,父亲远不是真正的冬烘先生。他从未让我学四书五经,就是唐诗、古文,选读的也都是艺术性强的作品。《古文观止》中有相当数量政论性较强的文章,他教得极少。我印象较深的有一篇,明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那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为今人所接受,但其层层剥落,纵横排闼的磅礴气势,实在令人为作者的雄辩才能击节。从上面列举的一些诗文,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父亲的偏爱在何处了。

    对文学的爱好当然不能限于唐诗、古文。可惜家里的藏书无多,主要就是《水浒》和《三国》。他们被我视为恩物,从小学时代起,直到中学还在读,通读,选读,精读,甚至背诵。大约在初中时,有一次偶然得到刻钢板、油印的机会,我有生第一次自己刻印了一份石碣天文一百零八将名单,包括星宿名、浑名。挨着顺序背,天罡星三十六员,从“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到“天巧星浪子燕青”,地煞星七十二员,从“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到“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油印名单随身携带,有空就背,其自觉和虔诚的程度超过自己的学业,也远超过後来背诵毛主席语录。到现在,虽然七十二地煞有些模糊,但三十六天罡仍能准确地背出来。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尊刘抑吴贬魏的。在蜀汉人物中,又特别推崇关羽。善做翻案文章的郭沫若老先生替曹操翻案。不过,小孩子自有独立的见地。在三国的数百人物中,我最崇拜的是常山赵子龙。无独有偶,三十年後,我的儿子也偏爱这位一身是胆、单骑救主的白袍小将。可见这是男孩子的共同见解。

    我家的《三国》《水浒》都是线装的。《三国》有毛宗岗评点,《水浒》有金圣叹评点。正文读尽後,渐渐发现评点文字也颇有意思,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生花妙笔。像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和各回的回评,其正统观虽不免陈腐,并常有牵强附会之说,但仍不失为精彩的文艺评论。金圣叹的评点更是独具特色。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为《水浒》人物排定的座次: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吴用等为上上人物,偏偏把梁山之主宋江和小偷时迁放在一起,是下下人物。这对当时的我深有影响,使我也对宋江印象不佳,总觉得他虚伪。有趣的是,七十年代毛主席他老人家倡“评水浒批宋江”之事,倒跟我的同乡金人瑞殊途同归。

    现在细想起来,如此评论宋江,很难说是作者施耐庵的本意。不同人有不同的观念,不同时代的人,更缺乏共同语言。无论宋江、李逵,都是按照六百年前施耐庵的标准创造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封建士大夫的传统,是他们的理想道德标准。宋江大体就是这么个典型,施耐庵的正统观念显然比一般士大夫少得多,这大约是他长期不得志的缘故。他同情和容忍像宋江这样的小吏,通过造反、招安这种迫不得已的、痛苦的方式,曲线报国。但忠君和报国毕竟是一体的,受招安是必然的结局。在施耐庵那儿,宋江是个理想人物,并无丑化、鞭挞之意。至于李逵,由于身分不同,标准又有差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在作者看来,无疑是错误的,但李逵不是士大夫,他是社会底层的无知小民,施耐庵给他以更多的容忍与同情,仍把他当做作英雄来写。後世竟有人把宋江、李逵划为相互对立的正反角色,实在是作者未曾预料的。

    家里还有一部线装《聊斋》。那时我还看不懂,只能听父亲讲。当夏日傍晚纳凉,或冬日饮酒取暖,父亲手执一卷,慢条斯理地讲起来,我端坐一边恭听,有时还能吸引母亲也坐过来。父亲总爱以“恼末……”开头,这是苏州话的一种发语词,颇像古白话小说中的“话说……”。然後停半天,不说话,让我发急。母亲也在一旁催促,他这才得意地开口。他给我讲的故事中,印象最深的有《陆判》、《席方平》、《画皮》等。同样的,这些故事至今仍深刻在我记忆中,比以後自己读的《聊斋》故事熟悉得多。我儿时虽然胆子很小,但这些故事提供给我的信息,主要不是恐惧,却是优美。故事的内在美已经压倒了外表的狰狞。听父亲讲《聊斋》,可说是儿时最大乐趣之一。

    家里可读的一流好书就这些。但有两部书,也给幼年的我以深刻印象。一是《福尔摩斯探案集》。此书现在到处可以见到。但我读的是文言译本。译者是二、三十年代的苏沪文人,曾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程小青、周瘦鹃等。说是文言,其实终是近人所作,并不古奥,到初中二三年级,我就大体能读了。由于情节曲折离奇,少数陌生的字眼,阻挡不了我的兴味。福尔摩斯也成了我崇拜的对象。

    还有一部《荒江女侠》,作者吴门顾明道,也在鸳鸯蝴蝶派之列。此书说的是荒江畔(大约在黑龙江流域)的少女方玉琴,父亲遭人陷害後,被昆仑山剑仙收为徒弟,三年学成,下山遇师兄岳剑秋,双双飘泊江湖,行侠仗义,终于得复父仇,并与岳剑秋结百年之好。这是地道的武侠兼言情小说,把十多岁的我吸引住是不足为怪的。加上作者又是苏州人,书中一些情节就发生在苏州、太湖一带,更觉亲切,琴剑二人的生活为我向往。记得书中还有一位女侠,是主人公师父的师妹,她身边不带兵器,打起来,两个手指一指,就有两颗银丸,矫若游龙,飞向敌人,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想来,不免可笑。

 

    父亲的小米店在“五反”运动中曾被定为有少量偷税漏税,属基本守法户。紧接着就因难以维持而歇业,不久,在街道登记失业。当时他四十多岁,正当壮年,身体一向很好,又有相当文化,本来是很可以做点事的,但他的旧职员加小业主的历史,在如此强烈的政治气氛下,完全不存在就业的可能。那时,他的火气还很大,处处不利的环境,使他对新建立的政权看不惯,不断发出指责。这无疑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派出所的户籍警常常光顾他。在他眼里,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毛头小伙子竟然也来训斥他,是难以忍受的。这就难免发生冲撞。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户籍警来我家,说不了几句,父亲又跟他顶了起来,我和母亲躲在楼上,不敢则声。户籍警走後,他又发了一通脾气,说那个连《三国演义》也看不懂的年轻人对他像“老子训儿子”似的。

由于家庭困难,哥哥读到高中一年级就中途辍学了。姐姐受重男轻女之害,只读到小学毕业。在米店经营的最後一、二年,哥哥刚十六、七岁,曾跟父亲跑过“茶会”。当时,生意人为了随时得到最新行情,必须天天跑“茶会”。父亲显然要靠他的长子作帮手。可惜不久米店就关张了。一家人坐吃。哥哥在参加短期的街道工作後,有幸考入苏州市评审会,成为国家正式干部。姐姐接着参加街道居民工作,直到她离开苏州,一直没有做过别的正式工作。

    当时哥哥正值青春年少。在这样的政治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全部接受了革命思想。不久即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後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父亲的不合作态度,哥哥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一星期回家一次,回来就会跟父亲发生冲突。不过,冲突似乎是有限的,父子关系并未动摇。姐姐也同样积极地要求进步。她的态度更柔和些。很少听到她跟父亲有争吵。我们这个家是有斗争有联合,但联合为主,斗争为辅。

    米店的倒闭,断绝了一家生计。多亏哥哥不久参加工作,以後姐姐从街道大约也多少得到些贴补,全家就靠这三四十元钱维持勉强的生活。

    当时的物价是低而稳。在经历了多年战乱带来的物价腾飞和动荡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式的平均主义成为人民拥护新政权的最根本的原因。无怪于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在面对一元钱一斤小白菜,一角钱自行车打气一次的今天,总要无限留恋地回忆起那个五毛钱一斤肉,五分钱一个鸡蛋的“黄金时代”,并且发出“今不如昔”的喟叹。

    我记得最清楚,午饭後上学前,我常常缠着母亲要求给我一百洋钿,即一百元,这听起来吓人,其实是旧币,只合现在的一分。如果运气好,能要得这一百元,我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在学校门口的小摊上买到两支棒棒糖或几张洋画。现在的孩子,据说身上都拿得出几元、十几元甚至更多的钱。上街玩儿,一伸手就是一听易拉罐饮料。这里涨价的比例就不是几倍、十几倍,而是几十倍、几百倍了。

    公正地说,由于人类社会太复杂,种种千差万别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仅仅拿白菜和肉的比价来看经济的变化,未免太简单化。就说从吃棒棒糖到喝易拉罐,价钱固然差之甚远,质量也是大为不同的。不过,我们能禁止千千万万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普通百姓作此简单类比吗?

    我不清楚,如果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的话,家里那么点收入,能否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能确定,父亲的安排能否算得上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父亲承袭开米店时的习惯,备了一本帐簿,每天记零用帐。帐簿上的“量入为出”四个字,显示了他的决心。许多场合父母确实很节约,就像北方人所说的,一个钱恨不得掰成几瓣儿花。

    穿的方面是节约的。我从小就穿惯了打补丁的衣服和改小了的大人衣服。一件红毛衣和一件黑灰相间的毛背心,都是劣等毛线织的,伴随我从小学到中学,从未更新过。父母有几身几十年前购置的料子较好的长袍、旗袍,长年珍藏在箱子里,只在出门会客时穿起来装门面,平时穿的是“布草衣裳”。内衣则更是破烂不堪,见不得人。

    吃的方面呢,我记得肉倒是要买的,但每次总是两角,最多三角。三角大约就有半斤了吧?这么点肉是不够切大块烧红烧肉的。一般总是切成丝儿,放在各种蔬菜里一起烧,白菜、萝卜、豆腐都可以。我爱吃的是腌的雪里红炒肉丝,还有“烂焐肉丝”,即大白菜煮肉丝,自然十之八九是大白菜。在我看来,这两样菜都是美味佳肴。除了有时向母亲要一百,最多二百元(即一分、二分)零用外,零食是没有的。然而苦则苦矣,举债的习惯却始终改不了。最多的是向舅父、姨母乞贷,也向其他熟人,例如前头提到的孙耀祖开口。向邻居的临时借用,则是经常而少量的,可以少至一、二元。

    借钱是要还的,它并不能增加收入,不过是寅吃卯粮,提前消费而已。一个真正量入为出的家庭是不会这么过日子的。可见父亲的决心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空话。好像也说不出父母有什么浪费,无非就是喝酒抽烟。但酒是丰产牌,老秤四两一瓶,二、三角钱;烟是老刀牌,後称劳动牌,最多两角一包,都是起码的。我想,问题的症结还是在缺乏计划。长期的寅吃卯粮,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本来就拮据,又不能狠下决心,竟永远扭转不了被动的局面。应该说,这是父亲的又一悲剧。

    在中国,从我这个年龄开始,凡上过学的,人人学过《我的母亲》这篇课文;之後,又传说毛主席的母亲也是令人尊敬的。这些都似乎暗示我们,伟人的母亲总是平凡而伟大的。从理论上说,非凡的人物当然要从非凡的摇篮中孕育出来。在西方,有圣母玛丽亚;中国古代有孟母和岳母。当代伟人自然更应该有自己的圣母。

但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却远不是那么理想。按照上述规律反推,根源自然在于我不是伟人。从我母亲的平凡中找不出伟大来,有的只是平庸。像一切封建制度下的旧式妇女一样,她的一生完全是在繁琐的家务中度过的。可怕的家务把她不多的一点文化磨损完了。艰难的时日使她滋生出一种对金钱的偏执狂。不过不是想发财,而是怕断炊。幼年的我,耳朵里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她的唠叨:“这么一点钱叫我怎么过?”“前天借的两块钱又完了!”“为了这几个钱,真是要急死人了!”由于父亲心情不好,又不管事,父母间的争吵是经常的,吵完一架,不管怎么怨恨,为了明天的肚皮,母亲还是只能出门找邻居或亲戚筹措。

    在家务事上,我们家的安排完全是封建式的。父亲除了偶然买袋米,提桶水外,几乎完全不做家务,甚至洗脚水也要母亲倒。我这个当儿子的,也完全不必做什么。十多年间,记不清是否洗过几只碗、几双筷子。相形之下,姐姐就不同了。从替弟妹洗尿布到上当铺当衣服,从做饭洗碗到陪弟弟上学上课,姐姐的青少年就是在这种生涯中度过的。

    “任劳任怨”这种美德,虽然屡见于描写和宣传,但我们实际见到的往往是“又劳又怨”,虽劳苦如我母亲也不免。一方面,面对一张张天天要吃饭的嘴,她从未推却自己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她的埋怨也是不绝于耳的,她青年时期就萌动于胸中的执拗、孤僻,仍在生活重压下强劲地表现出来,难免损害了一个贤妻良母应有的风范。最令人吃惊的是,她常常说,怨得不想活了,真想立刻就死。这话确实令不知世事的我暗自担忧,担忧她真要那么干,我没了妈妈怎么办?但不知为什么,这话始终停留在口头上,从未施行过。在我十几岁时,隔壁开小百货店的老板娘金师母突然半夜从跟我家合用的河埠头爬进了河里,与波臣为伍去了。金师母比母亲能干利害,家里是她说了算的,经济条件也可算小康,平时常常是母亲的借贷对象,但据说是为了她女儿的终身大事,一念之差,竟突然袭击式地诀别了家人。母亲对此大为感叹,同时又怨恨自己为什么下不了这决心!

    母亲的智力更是平庸。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笨杀格。”她不但像典型的家庭妇女那样,对国家大事、社会见闻全然不知,就是一般小市民所热衷的戏文、说书,她也充耳不闻。她也爱看绍兴戏(即越剧),爱听书(即评弹),但看戏主要是因为行头好看;听书是听琵琶弦子“叮叮咚咚”好听。可千万别以为她懂音乐,她的欣赏只能说是听个“响儿”。至于戏里书里的故事,对不起,完全莫名其妙。听到隔壁哪位师母讲起《庵堂认母》或者《楼台会》的故事,她在一边只有佩服:“你们怎么都弄得清爽格?”从小吃母亲做的菜,也不知有什么缺陷,直到近二十年後,吃到岳母做的菜,才知道原来美味佳肴并非只有饭馆才做得出,真让人大有“世界之大……”之叹。

    母亲对于新事物的难以接受也是少见的。她头上始终盘着旧式妇女的发髻,身上仍是旗袍。後来虽略有变通,裁去下半截,但仍是大小襟加纽头纽襻。那一年,衡制从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但这简便的新制她反而弄不清,还是用她的十六两制的杆秤。新社会制度下的一切,对她都是格格不入的。她只是按她青年时代形成的规范行事。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是:她一生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竟然像蛰居在深山幽谷的乡村老妪,始终听不懂普通话!这倒意外地使我後来研究苏州方言时,有了一位最理想的发音人。

    除了不需要我做家务外,她对我无微不至关怀的就是吃饱穿暖。至于精神的教育,也有,但是以最朴实无华的方式施行的。没有教方块字,也没有讲孔融让梨的故事,有的只是令人乏味的大白话:“小人要乖点,老老实实,听话。”说慌骂人是严禁的;见了长辈要“叫人”(即恭敬地喊一声,但不必後加“好”字,那是舶来品),则被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其它印象深刻的教育我就数不出了。也许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加上家庭环境的长期熏陶,对大人来说,教育我并不费力,违反规矩的事发生得很少。

    父亲是有文化的,照说,应该负起更多的教育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前面说过的,依兴之所至,教我吟吟唐诗、古文外,并没有做更多的有意识的教育工作。显然,他并没有望子成龙的雄心。跟母亲一样,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培养我的计划。一方面是我对学习虽不勤奋也不很马虎,并且成绩出色;另一方面是父母只有一般性的提醒,并不对我寄以甚高的期望和要求,这就使上下之间相安无事,没有什么冲突出现。可以说,父母在对我的教育上几乎没操过什么心。

    “望子成龙”,不妨说是当代社会的流行色之一。这其实是在十年毁灭文化的大动乱之後的逆反现象。被剥夺了文化学习权的年轻父母们,疯狂地希望把这权利夺回给儿女。但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却迥然相异,全社会都不认为“唯有读书高”,不认为人生的发展只有读书这一条单行道,加上谁家都有三四个、五六个甚至更多的子女,做父母的既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又要维持众多人口的生计,有多少人有那么多兴趣和精力不厌其烦地督促子女的学习呢?无数的事实证明,社会风气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见用今日的标准去苛责我的父母显然不大公平。

    我的家就是那么平庸,那么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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